近年来，个人信息保护逐渐受到重视，随着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制定和陆续出台，同时不断落实执法，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已有显著提高。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术语界定模糊、权属不清、监管滞后等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周汉民已关注个人信息保护多年，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再就个人信息保护提交了相关提案。
　　问题待解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网络安全领域顶层设计步伐，在深入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即便如此，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仍待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类案分析报告显示，2022年，检察机关共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9300余人。
　　周汉民指出，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守卫个人信息提供了法治保障，但在实践应用中，仍存在各种问题。首先是术语界定模糊，他举例道，一方面，现有法律制度中对“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呈现碎片化状态，既有列举式规定，如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个人信息界定为“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也有抽象兜底性条文，如2016年《网络安全法》第76条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缺乏统一立法。
　　另一方面，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内涵界定和范围列举还存在一定的冲突。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识别+关联”的定义模式，而《民法典》采用的是“识别模式”，前者在外延上有扩张的趋势，由此导致法律冲突。
　　周汉元指出，个人信息权属不清，目前尚无法律对个人信息的权属作出统一规定。同时，个人信息保护还面临监管滞后的问题，增加了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的风险。
　　多举措并举
　　针对上述问题，周汉元在提案中指出，一是要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民商事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民商事指导性案例，分别发布有关个人信息概念界定方式、权属确认方法、个人信息保护底线等方面的指导性案例，为法官统一裁判标准、统一认定方法提供指引。在出台指导性案例后，最高法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司法解释，为此后修订完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衔接《民法典》提供参考。
　　二是建立政府使用个人信息数据公开制度。出台“政府使用个人信息数据公开目录”，尤其在有关个人信息类型、数据要素市场以及使用方式等公开环节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将公众对数据类型的需求强度纳入评判是否应使用个人信息乃至是否可进行交易流通的参考指标。同时，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流通的监管。
　　三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建立公民电子信息投诉制度。具体包括受理范围、处理流程以及投诉反馈制度。对保护公民个人电子信息确有过错的，按照过错程度责令整改和进行相应处罚。以企业为例，可考虑暂扣相关行政许可执照，以企业年、半年或季度营业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分别罚款。若情节特别严重，应当移送有关部门，撤销营业所需行政许可。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