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阶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在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工作要求。
　　“人口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首次提出，在人口学界、经济学界等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人口学会于 6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认为，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深化相互交叠，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期的宏观人口基础，应该全方位认识新人口机会。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今后应对标“稳数量、优结构、提素质”，以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为重点，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发展的动力依旧强劲。在经济学家看来，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因素不是人口总量，而是能否提升并利用好充沛的人力资源。
　　“人口高质量发展”理念首次提出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研讨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理念，精准概括了我国人口新常态的“三化”特征。同时，会议强调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即“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明确了思想方法和终极目标，即通过系统谋划和改革创新推动发展，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此次会议还部署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包括教育强国、生育支持、人力资源开发、积极应对老龄化、优化人口结构和分布、维护人口安全等。
　　应该如何理解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人口高质量发展内涵包括高质量的人口和高质量的人口发展两层内容。
　　“人口高质量发展须以高质量的人口为基础，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高质量的人口发展。”宋健说。
　　以往我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口数量和结构要素，通过把握住人口转变过程中的机会窗口，创造了人口红利。宋健认为，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今后应对标“稳数量、优结构、提素质”，以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为重点，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
　　而发展不等于增长。在经济领域，近几十年来，发展观已从追求经济增长转为兼顾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发展；在人口领域，长期以来，人口增长形势备受瞩目。无论是人口转变时期的过快增长，还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负增长，都吸引了政府和民众的目光，控制过快增长或扭转负增长成为相关政策的目标。
　　宋健认为，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今后应跳出人口增长的单维视角，从多维协调的角度重新审视人口发展，以均衡发展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其核心是均衡，重点是发展。要通过实现人口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动态均衡，以及人口系统与外系统间的动态均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分“两阶段、两步走”，时间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
　　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看来，2022 年我国人口负增长，同年步入中度老龄社会，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深化相互交叠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期的宏观人口基础，挑战与机会并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2022年我国总人口已达峰值14.1亿~14.2亿人，2022年总人口减少85万人，开启了人口负增长时代。
　　宋健也表示，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呈现总量达峰、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加深、素质显著提升三大特征。她认为，202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具有前期和缓、后期加快的特点，预计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较大人口规模。也因此，需要把握当下人口和缓负增长的关键机遇期，做好一系列政策制度设计。
　　“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与以往相比，曾经创造机会窗口、助力实现人口红利的规模和结构要素的作用逐渐减弱，素质要素被期待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宋健说。
　　新人口机会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后，关于人口发展是否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潜力、人口红利是否就此消失的话题备受关注。
　　2023年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曾表示，人口红利既要看人口数量，更要看人口质量；既要看人口数，更要看人才数。目前，我国适合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人。人力资源丰富，仍然是我们中国一个巨大优势。
　　李强指出，更重要的是，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2.4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已经达到14年。因此，可以说，我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逐步形成，发展的动力依旧强劲。
　　实际上，党的二十大已经释放了我国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强烈信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原新认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我国的人口机会和收获人口红利的重点，已经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优势，转型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更加强调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基础的资本型人口机会和人力资本红利。
　　“理论上，人口机会只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人口红利则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经济产出，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转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匹配的政策环境。”原新说。
　　在他看来，当前我国面临新人口机会：我国人口负增长已至，但负增长早期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人口老龄化加速，但负增长早期呈现低龄老龄化特征；人力资本日渐雄厚，人口高质量发展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将缓解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据了解，依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人口预测结果，如果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从2020年的1.28分别在2050年达到1.89、1.39和0.89，届时的总人口将分别为14.1亿、13.1亿和12.2亿人，规模依然巨大。
　　原新认为，人口数量巨大蕴藏了规模势能，形成规模型人口机会，若能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不仅能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机遇。同时，人口负增长还可形成资源环境的人口总量压力减小的机会。
　　原新还强调，人口规模不是国家强盛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却是重要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因素。
　　而在经济学家看来，从经济增长的机制看，应该摒弃人口焦虑，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教授李稻葵表示，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因素不是人口总量，而是能否提升并利用好充沛的人力资源。
　　“根据我们测算，即便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峰且劳动参与人口总量的峰值已经过去，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2050年间保持稳定，这得益于我国日益提升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他表示，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则相较于2020年的14.25亿人，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44亿人，增长约15.4%。
　　李稻葵认为，人力资源可以被认为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人力资源总量是健康受教育人口当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已经从人口大国迈向了人力资源大国。
　　“如果我国的人力资源能得到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那么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2021～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将介于 3.8%～6.1%。”他表示，这一潜在增速，完全可以为我国实现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金牛也认为，人才红利是基于传统人口红利延展的新型人口红利，是指以人口健康和教育质量提升为表征的质量型人口机会，在合宜的政策环境激活下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
　　“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二者的互动机制必须转向基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红利。”金牛认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人才红利之源。
　　释放生育潜力、激发生育动力
　　从高质量的人口发展角度来看，持续偏低的生育水平是造成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根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风险。
　　也因此，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下，提升生育水平，释放生育潜力，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宋健认为，当前中国陷入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双低”的困境。其中，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意味着育龄人群存在尚未满足的生育需求；而生育意愿低于更替水平，则意味着生育动力不足。因此，通过生育调节，释放生育潜力、激发生育动力是高质量人口发展面临的两项基本任务。
　　在她看来，释放生育潜力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密切相关。满足育龄人群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生育需求是建设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出发点。《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已经就释放生育潜力作出了系统性部署，后续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落地。她认为，通过加强优生优育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可从源头上提升人口素质。
　　当前，激发生育动力的任务更加艰巨。宋健表示，对于出生、成长于生育抑制策略时期的年轻一代，“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是生育观念的主流。在实施生育支持策略的新时期，如何重塑育龄人群的生育观，是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时不容忽视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可考虑充分发挥家庭期待动机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降低生育成本动机对生育意愿的削弱作用，激发适龄人群生育意愿。”宋健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翠玲认为，中国当前已面临生育主导型负增长人口态势，深入分析生育状况及其变化是正确判断未来人口发展形势的重要依据之一。
　　张翠玲称，全球生育水平近年继续普遍下降，更多国家（地区）迈入很低或极低生育率时代。具体到我国，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同年日本的1.28，略高于韩国的0.81。
　　值得一提的是，张翠玲认为，近年我国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连续下降，生育态势变动速度快、下降幅度强，具有显著的压缩式下降特征。而其他低生育国家均未发现类似突变式下降轨迹，这意味着我国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的突变式骤降蕴含了一定的回升势能。
　　而就新冠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出生人口监测数据分析显示，疫情危机与我国生育下降长期趋势叠加，进一步压低了我国近年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
　　“疫情三年，28岁以下妇女的生育数量和生育水平降幅均最大且下降趋势持续保持，尤其是近年一孩生育率的下降主要由28岁以下的一孩出生减少导致，显示出年轻群体的生育推迟不断深化。”张翠玲认为，这意味着亟须聚焦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提供社会交往、家庭组建、就业支持、住房保障、生育养育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促进推迟的生育意愿释放。
　　张翠玲分享的一组数据还显示，在近年我国出生数量和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中，年度三孩及以上出生维持在140万人以上，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较为稳定，年度出生下降主要由一孩和二孩减少导致。
　　“但相比2020年的降幅，2021年和2022年各孩次出生降幅均在收窄。”张翠玲说。一孩出生降幅从2020年的百万人以上，逐渐转为2021和2022年分别减少48万人和21万人，而二孩降幅从2020年的144万人逐渐缩小到89万人和77万人。
　　从生育水平分析看，近年三孩生育水平稳定在0.15左右，生育水平的下降主要由一孩和二孩的生育率下降共同导致，且二孩降幅大于一孩，因此生育潜力释放的目标群体需要更加聚焦一孩和二孩潜在生育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27～34岁组的一孩出生有所增加，导致2022年的一孩生育水平开始止跌并微弱反弹，显示出推迟的一孩生育计划在缓缓恢复。
　　也因此，张翠玲认为，目前我国的极低生育率更多是生育推迟导致的进度效应。随着生育年龄推迟的减慢和终止，生育进度效应逐渐减弱，以及推迟的生育计划得到全部/部分实现，我国生育水平将会一定程度逐步回升。
　　展望未来，张翠玲认为，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下，需要针对形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和未满足的群众需求，确定合情合理的政策取向。
　　她建议，通过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条件、全方位的性别平等环境、有助于生育实现的文化氛围、开放包容的婚育观念行为、提供多方面支持的生育友好政策，改变低生育的条件；通过提高生育支持政策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断落实鼓励性、福利性、保障性的生活经济配套政策措施，增强经济韧性、福利韧性、文化韧性以及家庭生育的“福利增量”，以人文和制度的力量引导和再造中国适度生育、优化生育的历史图景，推动我国“十五五时期”的生育水平修复，减缓其生育水平回落强度，提升其回升幅度，延长其回升持续时间。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