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华夏时报》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获悉，部署开展企业违规投资专项整治行动，对监管的17家区直企业及下属企业违规投资、盲目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排查整治。
　　据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聚焦企业重大项目投资、并购重组、国企混改等重点领域和投资决策、审批、实施、监管、处置、后评价等关键环节，对违规开展“空转”贸易、超过计划或审批投资额度20%以上的投资项目、连续三年亏损或资不抵债的投资项目、因管理混乱致使建设严重拖期、成本明显高于同期同类项目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查改整治。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混合所有制与资本管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严学锋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项目特别是重大投资项目、风险较大的项目可以优先推行管理者、骨干等有力的持股，形成命运共同体，倒逼投资的合规、成功。正向激励长期是国企的短板，需要乘着当前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东风有力、有效推进。
　　违规投资病根在哪？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经营规范化，违规经营投资现象屡禁不止，各种违规现象频出，是国有资产受到损害的根源所在。
　　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早在2017年底前，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基本形成；在2020年底前，将全面建立覆盖各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及国有企业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形成职责明确、流程清晰、规范有序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为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国资委已下发通知持续深化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提出各中央企业要把“查大案、盯高发、治顽疾”作为做好责任追究工作的主攻方向。
　　根据国资委网站4月17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的通知》，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进一步健全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反向查、正向建”作用。
　　同时，自治区国资委要求监管企业健全完善权威高效责任追责体系，把“查大案、盯高发、治顽疾”作为做好责任追究工作的主攻方向，强化对企业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部门和岗位的监督；严查贸易业务、股权投资、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对外担保、金融业务等领域违规问题，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对融资性贸易和“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问题，实行“零容忍”。
　　“违规投资的主要原因是逐利和监管中问责不够及时、有力。”严学锋对本报记者表示。逐利方面，一些企业想通过违规投资获取更好的回报。
　　严学锋举例称，前些年房地产行业火热，一些国企违规投资房地产以获利。辩证来看，违规肯定是错的；一方面，一些国企的底子薄、发展质量差、所在行业竞争激烈利润微薄，客观上他们需要突破现有被国资监管结构（以及集团公司）划定的主业、相关的投资规定，去谋取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获利方为股东、管理者和员工。一些国企经营质量不佳、薪酬水平不高，违规投资带来的利益可能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可能因业绩上升而有利于管理者受到表彰、提升、有更大成就感。
　　但值得注意的是，违规投资、低效无效投资中存在的贪腐、利益输送等风险，不乏通过违规投资向民企利益输送的案例。
　　“违规投资、盲目投资出现亏损，是大概率事件。因为这种投资是非理性投资，存在较大投资风险，特别是缺乏竞争力，且往往是投机性的、行为短期化。”严学锋说。
　　健全监管制度
　　事实上，国有企业资金密集、资源富集，廉洁风险大，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查处问题不是终点，对症下药、完善制度、促进治理才是关键。
　　“在当今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时代主题。”严学锋对记者表示。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国企应该突出主业、追求高质量的投资。不少企业偏离主业、脱实向虚，结果企业发展质量低，乃至陷入困境。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更好地有所为；做强主业是企业增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进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突出主业是近年来的国资监管政策要求，符合中央政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鼓励企业家专注专长领域。
　　因此，国资监管应该健全制度，加强对企业违规投资、盲目投资和低效无效投资等问题的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其中一大关键是加强有效问责包括及时、有力。在对国企管理者的业绩考核方面，需要公平合理，切实重视企业发展质量，而不是偏重企业的规模增长、利润的大小。
　　另一方面，当今时代日新月异，创新是第一动力。对于国企主业的划定、投资的监管政策，应该一企一策、有适当的灵活性，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决策空间以面向未来的创新，并落实容错机制，不能要求每项投资都是高效的。因为政策有滞后性，企业的发展则日新月异，企业的主业、盈利模式等需要与时俱进，而不能固步自封。企业突破现有主业的一些投资探索，可能失败，也可能成为以后的主业、主要盈利点，让企业能可持续发展。
　　“所以，一方面是需要健全制度、加强监管；另一方面是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决策空间，做好两者的平衡。”严学锋坦言。
　　相应的是，完善企业的治理，如健全企业投资决策制度，健全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推行专职董事制度，以增强决策层的监督制衡力量、遏制内部人的胡作非为；企业不断提升董事会、高管层、投资部门相关人员的履职能力；促进决策的合规、民主、科学。
　　同时，借力制度、技术等手段，促进企业经营包括投资、权力运行的透明化。
　　“堵后门重要，开正门更重要。”严学锋直言。开正门方面，关键是推动企业完善正向激励机制，以增强企业合规、科学决策进而高效执行的内生动力。当企业广大员工特别是管理者和企业形成深度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既是为国资股东、更是为自己而工作，那么，这些管理者会本能地追求合规、科学决策，企业内部监督制衡力量强，而不是倾向违规、盲目投资。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