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低于预期，颇令市场惊讶。
　　但令市场疑惑的是，在一季度经济较快复苏的情况下，为何近期经济数据突然变得“疲软”。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兼九方智投首席经济学家肖立晟在近日举行的九方金融半年度投资策略会间隙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表示，消费不足是近期经济复苏力度低于预期的核心原因。这背后，是中国经济从被动去库存阶段，短期逆向进入主动去库存阶段。
　　“但是，随着中国相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扶持经济发展措施，下半年中国经济无需悲观。因为消费增速维持高位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企稳将是支撑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他向记者强调说。但需要注意的是，下半年中国经济或将出现复苏分化现象。具体而言，以房地产、传统消费为代表的旧经济潜在增速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再也无法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以数字经济、新能源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速将不断地迈上新台阶。这令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长期维持在一个中等增速。
　　在肖立晟看来，经济长期潜在增速下行将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在短期经济扶持政策出台、经济企稳后，如何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经济潜在增速上行将是中国政府需重点关注的议题。”他指出。
　　近期经济复苏低于预期“探因”
　　《21世纪》：近期经济复苏进程低于市场预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肖立晟：基于总量的视角，需求不足是近期经济复苏力度低于预期的核心原因。
　　具体而言，在本轮经济复苏周期内，中国经济从被动去库存阶段，短期逆向进入主动去库存阶段。
　　通常情况下，被动去库阶段之后，迎来的是主动补库阶段。即当经济运行至复苏期，市场需求快速上升，但企业产能提升需要一段时间，产成品库存在这个阶段会被动下降，于是“先知先觉”的企业会增加原材料库存，等到企业产能恢复后，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会出现同时上升现象。因此，被动去库阶段之后紧接主动补库存是常见的现象。
　　去年12月起，中国PMI的分项指标都处于上行通道，显示中国经济逐步进入被动去库阶段，这与经济复苏期相对应。
　　但是，5月PMI数据呈现原材料库存与企业新订单拐头下行的迹象，且若没有政策刺激，PMI的分项指标短期内仍将维持在荣枯线下方。这些数据均显示，在本轮库存周期内，市场需求在一季度短暂井喷后，又突然快速地下降。这背后，是防疫政策调整后，积压的需求得到一次性释放，但市场真实的需求却不足。因此，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双双下降，其中原材料库存下降速度更快，且已运行在历史均值下方，反映企业信心快速下降，不愿意提前增加原材料库存，短期内也没有扩张的意愿。
　　若基于分项的视角，由于疫情“疤痕效应”的存在，加之房地产行业“三支箭”政策落地力度偏弱，令消费和房地产复苏程度低于预期。
　　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最大的制约项是消费和房地产，二者分别受到疫情和行业流动性风波的冲击。去年11月起，随着防疫政策逐步放松，房地产行业“三支箭”政策逐一射出，当时市场普遍期待中国经济即将迎来强势复苏，对2023年经济状况寄予厚望。
　　但是，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显示，疫后经济的自发性反弹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4月起物价、社融、PMI等数据迅速给市场浇了一盆“冷水”。
　　消费的低迷主要是受制于“疤痕效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月与5月同比增速仅为18.4%和12.7%，低于预期值20.2%和13.6%。与社零数据低于预期相比，存款数据出现趋势性上升——2022年全年居民部门新增存款17.84万亿元。2023年一季度居民部门存款又新增9.9万亿元，且今年一季度居民存款新增额就超过这四年全年的平均新增存款9.5万元，当居民将更多财富存在银行，消费方面的支出不可避免地减少。
　　房地产投资也受制于房地产销售的低迷，尽管3月之前的房地产销售非常火爆，但是当疫情期间积累的住宅需求一次性释放后，需求就出现迅速的降温。销售的低迷令房地产企业信心也快速下降，土地拍卖、新开工等数据也随之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不可避免地快速下行。
　　《21世纪》：近期央行已调低LPR利率刺激经济复苏，加之各地也在陆续推出新的房地产扶持措施，未来若要中国经济尽早回归到较快复苏增长进程，相关部门在政策端还需如何发力？
　　肖立晟：调低LPR利率可能仅仅是一系列扶持经济发展措施的开始。近期国常会也提到“一批政策措施”正在路上。
　　就财政政策而言，专项债发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规模加码是可能的选项。2022年下半年，中国推出约7400亿元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有力补充了交通、能源等领域重大项目的资本金，撬动更多民间投资，迅速推动形成基础设施建设实物工作量。如今，在基建增速高位回落的当下，再次推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是一个可选项。
　　此外，加快新增专项债额度的发行进度也是可选的方法，2020年期间，为了对冲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2019年增加1.6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在三季度存在降准的可能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可能“扩容增新”。具体而言，一季度信贷需求回暖导致银行负债端缺口有所放大，3月央行已降准释放约5000亿元资金应对；下半年的政府债券和信贷增长可能进一步消耗银行体系的超储资金，因此三季度存在降准可能性。另一方面，结构性货币工具或将有望扩容增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
　　此外，相关部门还在积极推进产业扶持措施。
　　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会议还强调，把支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科技型企业通常具有成长潜力高、创新能力强和技术先进等特点，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是未来政策扶持的重点方向。
　　为了刺激消费复苏，相关部门可能会选择刺激汽车、家电、旅游等行业的消费。6月以来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文件提出开展“百城联动”汽车节、“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家电售后服务、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景区零元票等活动。考虑到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中国出口动力正在减弱，消费的重要性正进一步凸显。下半年，政府部门预期还会出台一系列促消费措施，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可能会通过减免购置税、发放消费券等方式鼓励消费者购买。
　　《21世纪》：今年以来中国外贸面临较大增长压力，相关部门又将出台哪些举措助推外贸企业拓展业务？
　　肖立晟：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呈现开局平稳、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但5月以来，中国出口形势再度恶化，按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滑6.2%。
　　这背后，主要是海外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加息进程尚未结束，货币政策紧缩对外需的抑制不断增强，加之欧美经济基本面持续转弱，令下半年中国外贸或将面临更大增长压力。
　　针对这种状况，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提出18条具体措施为稳外贸“保驾护航”。
　　未来，相关部门还可以从四大方面作为突破口，为稳外贸提供政策保障：
　　一是充分利用RCEP红利，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
　　二是鼓励金融机构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支持，包括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等；此外，近期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剧，金融机构也需要提升外贸企业的汇率避险服务水平；
　　三是强化外贸企业的要素保障。近期全球多个机构已发布警报，下半年厄尔尼诺重现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全球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用电量激增。在此背景下，需要强化外贸企业在用电等方面的保障，确保外贸订单及时履约交付；
　　四是加快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征途依然任重道远
　　《21世纪》：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跨境贸易本币结算，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机会。未来，要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上一层楼”，还需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肖立晟：当前人民币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国际储备货币。
　　与此同时，尽管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但绝对水平并不高，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远不及美元和欧元。
　　展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仍需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一是推动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结算。中国是大宗商品最大的终端市场，在大宗商品定价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不仅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在中国跨境贸易中的使用比例、降低企业汇兑风险，也能够提升各个市场主体持有人民币的意愿；
　　二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其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三是加快推进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四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充分发挥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功能、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便利的环境。
　　《21世纪》：今年很多国家还在推进“去美元化”，未来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将如何发展演变？
　　肖立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元一直占据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重要地位。但今年以来，全球范围关于“去美元化”的讨论明显升温，部分国家甚至开始实施“去美元化”方案。
　　这种现象出现的背后，主要受到四大因素推动：
　　首先，俄乌冲突后美国及其盟国应用SWIFT清算机制进行制裁，加剧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
　　其次，为了抗击通胀，过去一年多时间美联储大幅加息缩表，令全球美元流动性不断收紧，给其他国家带来明显的外溢效应；
　　再次，今年以来美国国内银行业及政府债务接连出现风波，虽然最终均得到解决，但依旧对市场信心造成冲击。
　　最后，加密电子货币的兴起，也为“去美元化”提供了潜在的解决方案。
　　但是，由于全球储备货币具有规模效应及网络正外部性，“去美元化”仍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短时间内美元的主导地位仍然难以被撼动。且为了应对全球的“去美元化”趋势，美国也可能采取稳定美元汇率、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加快数字美元开发等手段，捍卫美元地位。
　　“经济长期潜在增速下行”才是最大挑战
　　《21世纪》：面对上半年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明显走强的几率有多高？
　　肖立晟：下半年中国经济或将出现复苏分化现象。具体而言，以房地产、传统消费为代表的旧经济潜在增速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再也无法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以数字经济、新能源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速将不断地迈上新台阶。基于总量视角，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长期维持在一个中等增速。
　　我个人对下半年中国经济并不悲观，因为消费增速维持高位与房地产投资增速企稳将是支撑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
　　比如今年下半年消费增速预计将继续回暖，全年社零增速有望回归到8.5%-9.0%区间。
　　除了消费增速维持高位，下半年房地产销售预计将出现弱复苏，库存缓慢走低，房地产投资增速低位修复等特点。本轮房地产行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发生在供给端而非需求端，比如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风波导致企业不愿意拿地，库存没有因为销售不畅而出现快速累积的现象。尽管过去一年房地产销售快速下行，但是土地拍卖市场冷却速度更快，大量房企已离开房企土地拍卖市场，造成房屋供应急速下降，这导致库存数据显示存销比已经明显拐头向下，低于历史均值。在供给快速下行的过程中，如果政策端适度发力，房地产销售市场企稳将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经济长期潜在增速下行将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根据推算，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仍然能够维持在5.5%以上，但是低基数是经济增速较高的重要原因。若剔除基数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并不乐观。
　　为了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需要2023年-2035年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复合增速达到4.6%。
　　但是，2010年-2019年期间中国经济GDP增速开始下滑，年均下降0.3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下行速度，从2023年开始，只需3年时间就会低于4.6%。就这个角度观察，各类主体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短期难以发生根本性好转，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逆转这种趋势，否则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我们认为在短期经济扶持政策出台、经济企稳后，如何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导经济潜在增速上行将是中国政府需重点关注的议题。在经济潜在增速稳定之前，资产负债表可能长期内无法修复至疫情前。
　　《21世纪》：为了刺激地方经济复苏增长，今年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招商引资，该如何避免某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无序竞争？此外，在土地财政面临较大压力情况下，未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动力将来自哪些领域？
　　肖立晟：在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正纷纷全力出击，不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但与此同时，招商引资工作也出现一定幅度的无序竞争现象。
　　对此我个人建议，一是坚持市场化导向，避免政府对企业的过度补贴，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自生能力；二是立足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引入与本地区产业具有互补性的企业，并不断积累形成产业集群；三是自上而下建立招商引资统筹机制，由上级政府担任“裁判员”角色，避免同地区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过度竞争行为。
　　至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动力来自何方，广义而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可分成“四本账”：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这两本账是地方财政收支的主体。202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令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大减，也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加。
　　因此，未来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是财政收入增长的根本动力，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同时，也应积极发展支柱产业，培育稳定税源。二是地方政府也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通过多种手段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如政府资源资产、财政存量资金等。
　　《21世纪》：近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较大，会不会有效提振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但换个角度而言，汇率贬值是否会令中国面临新的资本流出压力？
　　肖立晟：当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汇率更多是宏观经济与国际收支的结果，而非原因。
　　5月以来，中国出口同比增速转负，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加重，加之中美货币政策分化扩大，是近期人民币汇率下跌的主要原因。就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有意降低汇率以提振出口竞争力的观点，是不能站得住脚的。
　　另外，汇率变动主要影响的是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近年以来，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明显提升，出口产品结构持续转型，令相关产品的出口相对稳定。在这种趋势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明显降低。
　　至于人民币贬值是否造成新的资本流出压力，就国际收支数据而言，国内经济基本面才是决定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因素，短期内货币政策宽松虽然对资本跨境流动有一定影响，但若货币政策宽松令国内经济回暖，中长期视角下的跨境资本实际上是净流入的。
　　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并没有改变，潜在经济增速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在宽松政策进一步加码后，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更可能回升而非转弱，令资本流出压力也将随之减弱。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