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公募基金二季报发现，不少来自公募量化领域的基金经理实现了规模的较大增长。多位知名量化基金经理的在管规模首次突破了百亿元，如招商基金的基金经理王平、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孙蒙、西部利得基金的基金经理盛丰衍。
　　而随着不少绩优公募量化产品的规模逐渐增加，许多投资者也开始担忧，规模是否会对量化策略的超额收益产生影响。近期，不少量化大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三位量化“大咖”在管规模破百亿
　　随着二季报披露结束，多位知名量化基金经理更新了在管规模数据。
　　记者发现，有三位量化基金经理的在管规模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通联数据显示，招商基金的王平二季度末的在管规模为101.43亿元，环比增长了6.62亿元；华夏基金的孙蒙二季度末的在管规模为125.43亿元，环比增长了34.42亿元；西部利得基金的盛丰衍二季度末的在管规模为114.98亿元，环比增长了26.87亿元。
　　从产品业绩的角度看，这三位基金经理的代表产品今年以来的表现也较为亮眼。通联数据显示，截至7月24日，王平的在管产品招商量化精选股票A今年以来的回报率为15.56%，孙蒙的在管产品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A今年以来的回报率为10.84%，盛丰衍的在管产品西部利得量化成长混合今年以来的回报率为9.39%。
　　除了上述三位基金经理外，还有不少知名量化基金经理的在管规模也在二季度稳步提升。比如，万家基金基金经理乔亮在二季度末的在管规模为190.23亿元，环比增长了5.85亿元；富国基金基金经理李笑薇在二季度末的在管规模为164.26亿元，环比增长了15.44亿元；国金基金基金经理马芳在二季度末的在管规模为143.70亿元，环比增长了29.14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马芳的在管规模在今年一季度实现了大幅增长。去年年末，马芳的在管规模为33.97亿元，而今年一季度末，马芳的在管规模为114.56亿元，涨幅超过237%。而其管理的国金量化多因子股票在二季度末的规模已经达到62.29亿元，截至7月24日，该产品A类份额今年以来的回报率为13.27%。
规模是量化的天敌？
　　“规模是量化的天敌？”这已经成为许多量化产品持有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7月17日，马芳在某理财社区晒出了自己定投国金量化多因子股票的记录，并回应了投资者非常关心的规模较大的问题。“目前的规模增长仍然在我们的策略容量范围内。从历史上看，产品超额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大家可以关注产品长期的超额表现。”她表示。
　　此外，国金基金基金经理姚加红也表示，从量化分散投资的特点看，较小的规模反倒不利于产品的运作。
　　谈到这一问题，博道基金的知名量化基金经理杨梦对记者说：“规模如果在策略的能力上限以内，那么对超额收益的影响不大。但是当规模达到一定体量之后，规模就会成为所有产品的天敌，无论是主动还是量化。量化策略也会有自己的规模上限，以我们的模型来说，规模也是我们输入生成组合的参数。但是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大规模有多大规模的做法。”
　　杨梦向记者解释：“比如沪深300指数增强这一类产品，其本身交易的是流动性很好的股票，因此产品保持100亿元左右的规模运作大概率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偏中小盘的策略，要维持一定的超额收益水平，可能其所承载的规模就相对小一些。”
　　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判断现有规模是否已经突破了量化策略所能承受的限度仍然较为困难。杨梦对这一问题表示：“一方面，投资者需要观测超额的衰减程度，当然这得首先排除市场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相信管理人，绝大部分管理人会做好控制，比如当基金开始限制大额申购时，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量化产品布局正当时
　　回顾上半年市场，姚加红表示，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轮动较快，客观来讲，不太有利于量化操作。但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量化的持仓较为分散，所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发现。目前的A股市场，即使是小票，也有着不错的交易量和活跃度，存在较好的交易机会，整体环境有利于量化策略运作。
　　这一点与杨梦的看法不谋而合。“2022年初至今，属于一轮分散度较高的行情，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热点分散、轮动较快的状态。在这种环境下，量化策略能够充分发挥模型的选股宽度优势，不拘泥于单个行业、单个板块，广撒网，多捞鱼。”在杨梦看来，本轮中小市值相对占优的行情大概率仍处于中段，在市值下沉环境中，量化策略具备相对优势，量化产品仍处于较好的布局窗口。
　　盛丰衍在二季报中表示，随着市场回暖，主动权益类的新发公私募基金中量化相关比重提升，可能将推动小市值风格继续强势。
　　当偏分散行情有所变化时，量化策略仍有布局机遇么？在杨梦看来，当市场偏核心资产风格时，量化产品的相对优势可能会阶段性下降，但通常呈现较为脉冲式的特点。“因为经济复苏终将使所有股票受益，行情大概率会最终扩散，超额环境会恢复正常。”杨梦表示，“历史上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大小市值风格其实跟经济周期并没有太显著的相关性，其大的轮回更多的是整个社会资源在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之间的来回配置所造成的，所以通常会呈现4年左右的单边周期。”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