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施行，有效期5年。《方案》明确，浙江全省（杭州市区除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同时进一步放开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去年，浙江以37万常住人口增量，位居全国31个省份榜首。浙江为何还从省级层面宣布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本次取消落户限制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与已出台的政策一脉相承。”浙江省发展规划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杨介绍，2021年浙江省“十四五”规划就提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202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具体到浙江，截至2021年末，仅杭州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993万人），属于特大城市之列，这是杭州市区未放开落户的重要原因。
　　“发展”是《方案》的关键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研究基地主任、宁波工程学院“一老一小”发展研究院院长米红表示，落户政策如何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浙江做了很好的尝试，政策后续影响仍需密切关注。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方案》重点并不只是大家第一眼看到的针对省外人口的“抢人才”，更重要是从共同富裕出发点，推动省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针对农业转移人口，浙江的《方案》正谋求省外“抢人才”，省内“市民化”，两者构成理解《方案》的两条逻辑线。
　　把更多人留下
　　放开放宽落户限制是大势所趋。放眼长三角，目前除杭州外，仅上海、南京、合肥、苏州等城市还有落户限制，但无不在逐年放宽要求。
　　浙江落户政策调整是一个渐进变化，只是这次政策实施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米红介绍，近年来，浙江本地户籍人口始终是负增长，本地人生育率不高；同时随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外来务工人员出现回流潮。在此背景下，浙江希望通过落户政策调整把更多人留下。但米红认为，放开落户后，可能出现一拨落户小高潮，但不会爆发式井喷，更不会让社会公共服务压力骤增。
　　这一说法，此前已被王萍的研究证实。2021年，安徽省农民工研究中心、阜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萍曾访谈在沪苏浙打工的12位安徽务工人员，其中仅2位将户口从安徽老家迁出。绝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迁走，最主要的因素并非户籍制度，有人考虑回乡养老，而更普遍的原因是收入水平和经济条件。“一个人在外打工，各方面支出有限，如果落户了，可能要把整个家庭都迁入城市，需要更大的住房、更高的生活成本。”
　　本次浙江在省级层面统一规定，在李杨看来，是给浙江省其他城市完善落户政策注入强心针，同时也给有意在浙奋斗创业、安家落户的外来人口吃下定心丸。对于“吸引人们来浙江买房”的说法，米红表示，放开落户可能对当下楼市有所提振，但解决更多人才的住房问题仍需要公租房、廉租房等配套政策辅助。曾刚提醒，户籍放开不能一蹴而就，而要有步骤地推进，否则容易造成配套服务跟不上的问题，像国外的贫民窟就是典型的例子。
　　与此同时，以往捆绑在户口上的公共服务资源正逐渐解绑。王萍观察到，在长三角一体化后，安徽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浙江城市的医院同样能用，实现异地结算；随着政策进一步放开，子女教育问题已逐步与户口脱钩，如当地有空余学位，租房也能入学。
　　让更多人“进城”
　　《方案》的更重要着眼点则是推动省内农业人口进城落户。
　　对于“浙江农村人根本不想落户城市”的观点，多位专家均表示的确存在这种客观情况。米红分析，其原因在于很多农业户口与其农用地、林业等自然资源紧密联系，附加着可观且稳定的经济价值。曾刚同样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浙江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还要“金贵”，不少农民“舍不得”农村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背后是土地租金、集体企业分红等现实收益。为解决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烦心事，《方案》提出，“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不得以退出上述权益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近10年来，浙江多地积极探索如何更好将公共服务拓展覆盖至常住人口。李杨举例，下辖义乌、东阳的金华市，在2020年就已全面放开城镇的落户限制，城镇地区房屋所有权人、租赁人员和合法稳定就业人员均可落户，《方案》进一步明确这一政策导向。同时，“无工不富”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浙江的非农化发展水到渠成，此举有利于浙江从省级层面为全国率先进行经验探索，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