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正探索核心技术攻关快速突破、快速应用的新路径。
　　7月下旬，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传来好消息，被誉为“尖端医疗设备皇冠上的明珠”的核磁共振仪器实现量产。
　　在业界看来，这项长期被国外封锁的技术能够实现突破，体现了“粤式科创”的独到之处：面向产业需求，深化产研融合，实现科研“精准施力”。
　　科创是系统工程，需要研发、产业、金融、人才等各环节相互支撑。对此，广东明确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近期，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1310”具体部署，将“创新”列为三大动力之一，并在“十大新突破”中明确要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创新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新突破。
　　“成果转化”处于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关键位置，直接关系着广东科技和产业创新优势能否在新的高度立起来强起来。
　　实践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好高校科研院所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作用？如何通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来助力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对此，新工科、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成探索关键。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留意到，广东在全国较早谋划“新工科”建设，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办学仅仅一年，便已产生了“鲇鱼效应”，香港教授带领博士生、硕士生来到内地创业，掀起创新创业新热潮，而在实验室的另一头，广东亦走出独有路径，通过狠补基础研究的短板，不断为科技创新夯实基础。
　　面向产业需求“精准施力”
　　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里，我国自主研发的核磁共振仪器正在运行，相较于国际先进水平，这款仪器的图像质量毫不逊色，但价格大幅度降低。
　　核磁共振仪器的突破，首先要解决的是“卡脖子”技术难题，其次是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可以说，每一个都是“硬骨头”难题。
　　如何缩短实验室和生产线之间的距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负责人介绍，关键是“面向产业需求”，特别是以产业核心技术需求为导向。
　　2022年，该院各类研究项目经费超过33亿元，其中只有17%是政府拨付的固定经费，83%的经费都需要依靠与产业合作等多种方式获得。
　　简而言之，科研项目从立项之初，就与产业需求牢牢绑定。“这个项目从最开始的立项、提出问题、技术路线，到最后变成产品的全链条，我们都深度参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医工所副所长李烨说。
　　一直以来，科研与产业“脱节”现象是老大难题。一方面，松垮的产研联结导致技术供需脱节，企业与科研院所难对接；另一方面，出于市场不确定性顾虑，企业对创新性和颠覆性项目不敢投资，高校科研人员在推动产业化方面则缺乏动力和经验，导致科研成果“走不出”实验室，或“夭折”在“最后一公里”。
　　据世界银行统计，在部分发达国家产业化率高达80%的背景下，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仅有15%，专利转化率约为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
　　上世纪90年代，在国务院“科技工作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号召下，中国第一所新型研发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落地广东。此后，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在不同产业领域“开花结果”，仅广州便有近80家新型研发机构破土而出。
　　相比于传统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利用灵活的市场化机制，能自如穿梭于科研与产业的中间地带，将脱节的“两张皮”缝合起来。
　　除上述核磁共振装备案例，目前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还已研发出可为肝脏和乳腺疾病提供早期筛查的无创超声弹性成像技术；为帕金森、癫痫、阿尔茨海默病提供治疗的超声神经调控重大仪器也开始临床试验。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郑海荣认为，以核磁共振仪器项目为例，企业在提出一系列技术难题后，研究团队围绕痛点技术进行攻关，这有助于快速精准提炼问题，产品上市后的市场反馈则能让研发机构取得新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研发所在的这座楼叫作“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这是一个“楼上楼下”的创新综合体，楼上是研究院，楼下是企业，楼上的“科学家”随时可以下楼找到“企业家”，一起商量产品转化。
　　“这就像邻居家一样，你推门就可以进去，可以见面，不需要中介，产研融合没有隔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评价。
　　新工科教育的“快与慢”
　　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广东不断集聚增强科创资源，努力提升科创能力。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关键环节，表现亮眼的不仅有新型研发机构，更有高校“新工科”的身影。
　　6月16日，在展示办学成果的活动上，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介绍，学校成立一年来，引进了近200名学术人才和800余名研究生；与数百家企业进行了产学研对接，与70余家领军企业和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
　　港科大（广州）功能枢纽院院长温维佳透露，继孵化了华科创智、禾维科技和尚维高科等公司后，目前其本人正带领学生团队在准备另外三家企业的孵化。
　　作为教授创业的代表，温维佳特别提到，此次参展的不少学生创办的公司都有“跨学科”的基因，“这都归结于港科大（广州）的模式，老师招学生不局限于某个专业，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可以一起创造不同的产业”。
　　成立仅一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实践，让人联想到一种类似于“硅谷-斯坦福”的办学模式。在解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这一关键点和痛点上，高校正日益扮演“智库”和“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促进机构”的双重角色。
　　不仅是温维佳，据媒体报道统计，目前已有超过90位香港及境外教授的团队依托霍英东研究院开展面向大湾区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工作。
　　同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的李泽湘，亦是这种创新教育的身体力行者。李泽湘最广为大众知晓的身份是前大疆董事长。曾在学生汪滔创立“大疆创新”早期提供诸多帮助，参与塑造了这一如今估值超1600亿元的全球无人机龙头。
　　在谈及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李泽湘就曾直言，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打通产学研的教育改革。2014年，李泽湘在东莞松山湖发起XbotPark机器人基地，持续复制着新工科的创新：在XbotPark机器人基地孵化的60多家科技公司中，15%已成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包括云鲸智能、海柔创新和正浩创新等。
　　从大疆等公司的诞生和发展中，李泽湘总结其心目中的新工科教育的核心内容：发现和定义问题，并整合各种技术和资源去解决问题；基于项目的系统设计、制造、调试和迭代，跨学科和跨年级团队合作，以及供应链和项目管理。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科带头人，带领着在读博士生、硕士生，为创新提供源头活水般的动力，另一方面，高校实验室基础研究也更为火热。
　　7月12日，著名科学期刊《自然》杂志（Nature）刊登了中山大学物理学院王猛教授团队在高温超导材料的科学成果——首次发现液氮温区镍氧化物超导体。这是继1980年代发现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之后，目前人类发现的第二种液氮温区非常规超导材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率先发现的高温超导体系。
　　据王猛教授团队介绍，通过比较研究，此次发现高温超导的镍氧化物将有可能确定高温超导的关键因素，推动破解高温超导机理。
　　基于铜氧化物的高温超导技术已在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有了应用，比如前述的核磁共振成像仪，正是利用超导材料提高成像精度。作为一项基础的科学突破，镍基高温超导体距离产业化应用还有多远？
　　“基础研究很难判定什么时候可以运用。”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之一清华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张广铭坦言，输电、计算信息技术、交通运输，很多方面未来都有可能用到镍基高温超导体，只不过这个周期很长，可能要几十年。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完善创新生态链方面，广东形成一套自洽的逻辑，一方面通过产研融合，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找准急需破解的问题，快速突破、快速应用，在核心技术攻关上形成一套自己的“打法”；另一方面，广东近年来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重大基础设施落地、实验室体系组建，来狠补基础研究的短板，而这恰是未来广东科创优势的基础。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