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底，国内最大规模量化基金的创始人因为豪宅拍卖中标而引人注目，他的公司又因为销售行为受到了监管的处罚。9月1日，证监会指导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台了加强程序化交易监管系列举措，股票市场正式建立起程序化交易报告制度和相应的监管安排。在今年A股表现差强人意的背景下，针对量化投资的批评声音此起彼伏。
　　如果量化策略都是运用“智能贝塔”，以承担风险或者风险变种，或者市场错误定价去赚钱，或者用于指数增强，持仓期也相对较长，那么市场和监管都是欢迎的。但量化里面很流行的套利策略争议就比较大，套利就是利用同一资产在不同市场的价差，或者利用两种或三种强相关资产的价格偏离来进行低买高卖。
　　套利原本也是好事，消除价差可以让市场变得公平高效。但是由于价格变动是公开信息，随着技术的发展，套利策略就越来越演变成速度竞赛，成为了高频交易。
　　重新认识高频交易
　　过去大家也夸高频交易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缩小市场差价，但是2010年发生了两件事情，让大家重新认识了高频交易。
　　2010年，美国一家电讯公司花3亿美元修建光纤连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目的就是在和标普500挂钩的的两种资产之间进行套利交易，一个是标普500交易所买卖基金，一个是标普500期货合约。建光纤的目的是让一买一卖的交易通讯时间从16毫秒降低到13毫秒，节约3毫秒，也就是0.003秒。我们眨一下眼睛要400毫秒。
　　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前一个月，美国股票市场发生了一次没头没脑的闪崩，道琼斯在5分钟下跌了600点，市场亏损一万亿美元。调查发现是高频交易砸盘干的，但是抓到这个干坏事的人花了5年时间，可见技术发展不仅让交易速度变得更快，也让交易变得更隐蔽。
　　尽管金融机构宣称建光纤通信做可以提高市场流动性，缩小买卖差价，从而人人受益，但公众普遍认为好处都被高频交易公司拿走，并令其他投资者受损。而且，这样的速度竞赛对社会是一种资源浪费。
　　更让大家意外的是，从2011年开始，高频交易公司就开始用微波，也就是光速来进行通信和下单，速度竞赛就从千分之一秒进入到了百万分之一秒和十亿分之一秒的竞赛了。
　　高频交易恶化市场流动性
　　金融学界仔细研究后发现，过去宣称的高频交易提高流动性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美国市场交易成本下降，买卖价差缩小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的末期和2000年的中期，主要是交易所更新了硬件和软件设备带来的，这个时候高频交易还不流行。
　　高频交易是2005年之后才开始发展，更多的证据显示，随着交易速度越来越快，高频交易其实是恶化了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支付的交易成本其实变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道理其实很简单，过去是人工交易时代，交易速度慢，最快也许就是百分之一秒，这样做市商只要依靠低买高卖，就即能平衡买卖不平衡，提高市场流动性，又可以赚钱。他们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做市商越多，买卖差价就越小。
　　但是进入到电脑交易时代，只要是连续时间都可以用作交易，千分之一秒还不够快，要发展到百万分之一秒，十亿分之一秒，光速是唯一的限制。
　　这样一来，动作慢的做市商会发现，他们之前提交的买价和卖价，一旦因为公共信息变动过时，但又来不及取消，就会被速度快的高频交易商“狙击”，后者买入前者报的低价，卖出前者报的高价。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突发消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突然升值，在岸人民币还没来得及调整价格，高频交易商就会低价买入在岸人民币，卖出离岸人民币，这样的套利就赚到钱了。但问题在于，在岸人民币做市商也明白自己速度稍慢，他们为了不亏损，理性的做法就是一开就扩大在岸人民币的买卖差价。
　　在高频时代，谁也不敢说自己快，别人慢，谁都可以狙击别人，也可能被别人狙击，所以大家都会在定价时扩大买卖的价差。在现有的交易制度允许连续时间下，高频交易商进行速度竞赛和狙击策略是最合理的，不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变差了，而且高频交易商不会进行价格竞争，这样套利可以带来的利润就都被他们拿走了，其他投资者享受不到好处。比如前面提到的标普500交易所买卖基金和期货合约之间的套利利润每年基本维持在7500万美元，高频交易速度越来越快，但这些钱都是他们赚走，而不是随着竞争加剧而减少。
　　此前，学界和业界讨论的限制高频交易的措施，例如收取交易税，限制单位时间的报价次数（或报价与交易比例），最低交易间隔要求等等，都无法从本质上改进高频交易商的“狙击”行为，而“狙击”本身就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破坏。
　　好的交易制度为何无法实施？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高频交易商进行价格竞赛呢？答案是要修改目前的交易制度，比如把所有买卖订单集中到一起，采取开盘时的集合竞价方式，每0.01秒交易一次。这样一来，高频交易商的速度优势就没了，他们就会转到价格竞赛。这样他们的利润就会减少，好处就会转到其他投资者身上了。
　　但是，这个人人称赞的改革方案到现在也没法落地。一方面，近些年美股一片繁荣，监管机构不想“吃螃蟹”惹出麻烦；美国政治大环境下，提议修改现有交易制度的人往往被视为“共产主义分子”。因此，很难期待监管推动变革。
　　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介入，市场竞争本身也难以解决市场产生的问题：缺乏颠覆性的创新者，因为一旦成功就会被现有的交易所模仿，前期的投入很难收回成本。
　　而最重要的反对力量其实就是交易所本身，因为高频交易商现有的“加速”技术，大多就是支付费用从交易所直接购买的。每家交易所的制度各有差别，他们开发了符合自身要求的加速技术高价出售。其他出售的服务和商品还包括市场直接接入(DMA)、服务器托管（colocation）、专线数据传输、优先获取高频数据等等。这些方面的收入占到芝商所总收入的15%，在BATS交易所占70%。
　　显然，修改交易制度的建议遇到了奥尔森描述的“集体行动的悖论”，交易所和高频交易商数量较少，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可以紧紧抱团捍卫现有的交易制度；改变制度的好处巨大，但却分散在众多投资者身上，他们期待其他人承担成本采取行动去改变制度，这样自己可以“搭便车”享受好处。最终结果就是现有制度继续存在。因此，即使在美国，要想有一个更公平的交易制度，大家可能还要等上十年甚至几十年。
　　加深对中国高频交易的研究
　　上文介绍的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高频交易最新研究发现。在中国，高频交易受限于市场容量和策略容量，也受到交易时间间隔的影响，目前也仅仅是很小占比的一块，而且多出现在期货和场内期权交易（可以进行T+0交易）。即使如此，从近期的监管举措来看，加强对中国高频交易的研究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