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期间财政刺激，有其正面效益，即让收入分配和消费得到改善，但也需要关注其反面效益，即效率低下、债务积累比较快等其他问题。”
　　当前，国内经济指标好转的总体幅度还不大，如何通过投资和消费拉动内需增长成为社会关切。9月17日，在第十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多位经济学家对此发表看法。其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提出了上述观点。
　　白重恩表示，如果延续“以财政刺激做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以聘用大量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来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做法，将推高经济和消费增长的相对成本，这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白重恩说，与其他G20经济体相比，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但未来要想进一步增加消费，“老路子”或许行不通了，可能要从其他的方面改善居民的收入和收入分配。
　　他认为，过去几年，增值税税率和社保缴费率都在进一步下调，但未来要想在减少对刺激性财政政策依赖的背景下，进一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鼓励消费，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支出用于什么环节，是做基础设施投资还是用于改善民生，比如改善基础教育、提升养老服务等。
　　根据各要素对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白重恩进一步分析说，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政府引导的投资主要是投在创造低端劳动力的就业上，将会对投资成本高、更多使用教育水平较高劳动力的非关联部门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进而导致这些领域投资不足。回顾来看，政府在基建等领域引导投资力度较大的背后，和过高经济增长预期不无关系。
　　另外，白重恩还注意到，根据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从2009年~2012年开始，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越快。换言之，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得快，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造成的，也和政府的刺激性投资相关。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国内投资整体成本也会增加。
　　从企业投资的角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该场论坛上也提到，国有企业应该加大对医药、金融、房地产等民生行业的发展和创新投资。
　　黄群慧说，在资本布局上，目前，我国作为赶超型国家，国有企业在大国重器方面的研发投入占比非常高的，甚至如航天航空领域已高达33.3%，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在医药领域投入最低，国际上的较高水平可达到14%，而我国只有0.5%。竞争性行业需要通过创新投资去驱动，而根据国有企业应有的使命定位，国有资本不仅需要在大国重器上进行投入，也需要在前述民生行业进行投入。
　　不过，聚焦到房地产领域，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则认为，当前亟需给市场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我国不会再依赖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
　　毛振华说，目前，中央已经释放了很多积极政策，比如，财政政策持续发力，货币政策年内已迎来第二次降准，房产政策明显放松了并且已经出台提振股票市场的政策。此番罕见的政策“组合拳”事实上并没有给市场带来强劲反弹。而在政策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背后，应该反思的是，可能是市场预期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本身就存在偏差。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深度调整周期问题，而不是短期冲击后的反弹。”毛振华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性调整阶段，今后多年内或很难再次出现5%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目前，经济发展的问题正由“急性病”转为“慢性病”，应该采取慢性病治疗的方式，固本培元、重视长期效应，而不能依赖地产等领域谋求短期增长。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