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10周年。10年来，自贸试验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已成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引入优质要素、弥补产业链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作用？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国内多位知名专家，为自贸试验区实践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期受访人为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负面清单”放开的领域是不是市场需要的，应交给市场检验
　　记者：最近几年，国内关于“上海自贸区”的讨论似乎越来越少了，是否意味着自贸战略的重要性有弱化趋势？
　　白明：舆论场上的“自贸区”，不等于现实中的“自贸区”。实际上，不光立足上海，自贸区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创新始终没有停步。造成这种感观的可能原因是，上海自贸区刚成立的初期，全国自贸区数量少，上海自贸区的声音就显得非常突出；但现在，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都设立了自贸区，每个自贸区都在推进制度创新，“自贸区”的显示度变得分散。尤其在海南设立自贸港之后，由于其具备可以封关运作的特殊性，就显得比其他自贸区更具“声量”。
　　不过，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自贸战略的第一块试验田，其在我国自贸体系中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其他自贸区对照发展的标杆。
　　记者：自贸区过去10年间持续探索贸易领域、服务领域的开放，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突破似乎是“盆景”式的突破，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
　　白明：首先我们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这意味着我们的开放领域越来越多。不过“负面清单”是法无禁止皆可为，并不意味着法无禁止就可以为所欲为。根据“负面清单”准入的外资企业等于享受了国民待遇，所以也必须承担国民责任。 至于“负面清单”放开的领域是不是市场真正需要的，这可以交给市场本身来检验。
　　其次，越是简单领域的制度创新，越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10年间，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自贸区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改革和创新，但仍留下了一些高难度动作。这些动作要突破任何一个，可能都是各方长期合力的结果。如果突破后还要形成规范制度，形成可以模仿的经验，那更加需要反复验证磨合。
　　未来上海自贸区实际上可以不完全拘泥于它的复制推广功能，而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探索一些与自身发展阶段相符的制度创新。
　　记者：现在全国三分之二的省份都有了自贸区，下一个10年，又会是什么局面？
　　白明：规模的扩张是一方面，但现有自贸区的功能一定会升级。未来各家自贸区的升级方向必然还是围绕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制度创新集成。
　　下一阶段不能只求改革成功率，要加大容错率
　　记者：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亟待进一步扩大开放，眼下最好的突破口在哪里？
　　白明：就上海来说，紧抓浦东“引领区”的大势就是突破口。浦东“引领区”跟之前“自贸区”的定位不一样。“自贸区”是你做了，其他地方跟着学。而“引领区”是要做别人做不了的，最终对别的地方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
　　这就意味着，上海要能够形成“引领区”和“自贸区”的叠加优势，至少在长三角区域探索引领发展、一体化发展，形成更强有力的对外开放区域矩阵。
　　当然，叠加“引领区”功能之后，也意味着上海的改革压力更大、难度更大了，所以要抱着“大胆设想，慎重探索”的心态进行改革。之前的改革我们都要求成功率，但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能一味强调成功率，而要加大容错率。
　　而且从规律上来说，改革难度越大，失败率就越高，因此我们要先设立容错机制，这样高难度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记者：自贸区在引入和稳定外资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白明：指向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自贸区一定可以在引进外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现阶段，通过给予高科技企业更多的政策空间，来吸引和落地更多的外资高科技项目，是符合我们国情的。
　　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贸易便利化不是对外迎合的手段，应该是为所有在中国创业、展业的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便利的营商环境。如果自贸区为了吸引外资，影响甚至吞噬本国企业的发展空间，也是不合理的。中国自贸战略的开放和创新，一定是立足中国实际利益的开放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