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国内规划界泰斗、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誉院长崔功豪的采访从上午持续到下午，还没有结束的意思。“你买了几点回上海的火车票？”崔功豪关心地问。记者说还没买，等采访结束再买也不迟。“是了，上海到南京坐高铁只要一个多小时，从交通来说都可以算在一个都市圈了。”崔功豪感叹地说。
　　20世纪90年代初，崔功豪任南京市总体规划项目顾问时提出了“南京都市圈”的概念，这使他成为全国规划界提出“都市圈”概念的第一人。都市圈有个“一小时辐射圈”的共识，如果只算高铁的交通距离，上海和南京确实亲如“一圈”。
　　在崔功豪的记忆里，从上海到南京的这段路程曾经异常漫长。1952年，18岁的上海人崔功豪考上南京大学地理系。报到这天一早，他在上海北站坐上开往南京的绿皮火车。因为当年南大在上海招生人数很多，前后几个车厢内都是南大的新生，大家说说笑笑倒也解了寂寞和离乡之愁。火车从上午一直开到傍晚才抵达南京下关站。学生们换乘汽车前往位于鼓楼附近的学校，一路上，崔功豪看到的是农田、池塘、农宅，没有高大、连片的建筑。这是大城市吗？当时的南京与崔功豪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如今，崔功豪办公室窗户外高楼林立，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城市的变化翻天覆地。如果把这些变化回放、快进，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从一个点逐渐变成一个面；从城区加郊区延展成市区、市域，再联合周围的城市，扩大为都市区、都市圈，甚至连绵成城市群、城市带——这是城市生长的过程。
　　这段过程崔功豪亲眼见证了。195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他经历过近10年的田野考察，也曾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主导创办了南京大学规划学科，在此过程中，他参与了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城市的规划编制或讨论工作。
　　城市和区域
　　崔功豪计划近期要去上海和宁波转一转，看看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1934年，祖籍宁波的崔功豪出生在上海新闸路附近，之后又搬到四川北路附近，能说一口正宗的上海话，也和那个年代很多上海人一样能说一口正宗的宁波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崔功豪需要和家人一起在上海十六铺搭乘海轮，经过一晚上颠簸，第二天一早抵达宁波三江口，那也是多年前他的父亲去上海滩做学徒的起点。
　　祖籍在宁波、出生在上海、工作在南京，这样的多重身份让崔功豪面对长三角问题时天然有着一份亲切感。20世纪80年代，他参加了一次上海经济区规划的座谈会，轮到他发言时，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长三角的人，肯定不会偏向任何一方。”这个介绍让时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汪道涵笑了起来，上海经济区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早尝试。
　　不过，关于区域发展的认识并不是天生的。1958年，崔功豪参加中苏青海、甘肃综合考察，当时，我国要在西北地区建立钢铁基地，中方讨论的意见是选址在酒泉嘉峪关，一是因为附近就有铁矿资源和煤炭资源；二是国防原因，钢铁工业要尽量放在边远地区。苏联专家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酒泉选址荒无人烟，没有一点城市基础，建设条件太差，应当把工厂选在兰州。最终国家采纳了中方意见。
　　“如果当时选在兰州建厂，兰州和钢铁厂的发展速度应该都会快很多。” 60多年过去了，崔功豪依然有些懊悔当时的决定。酒钢建厂后多年没有投入生产，就是因为当地条件太差。这次考察让他吸取了教训。“工业布局、城市发展一定要考虑区域条件，结合区域的整体发展，不能以工业论工业，以城市论城市，而要以区域论城市、论工业布局。”崔功豪加重语气说。
　　这一认识在1975年崔功豪受邀为烟台市做总体规划时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既调查了烟台，也到大连去调查大连和烟台的关系，还研究了烟台与北京、天津的关系。”崔功豪解释，因为烟台和大连是渤海湾南北的两个门户，烟台的发展关系到京津的安全。在此之前，中国的规划界在做城市规划时，只关注城市，不关注区域。那次烟台城市规划，提出的“区域中的城市观念”，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并被规划界所接受。
　　当时崔功豪团队使用的一些调查方法，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的交通流，在烟台市规划局的支持下，团队购买了15辆自行车。烟台的工业区在城西，居住区在城东，早上6点，15辆车、15个同学集中在居住区最东面。六点半一过，市民陆续出门上班，15辆车就跟着居民人流走，看到一批人在路口转弯，就让一辆车跟着。15辆车跟着人流分散，一路统计方向和流量，从而了解交通流的实际分布。
　　同时，团队还召开座谈会，找来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了解具体路况，包括哪些路最不好走、哪些路最窄要改等。“一定要找到对这座城市最有感知的人。”崔功豪说，在后来的很多规划编制过程中，这是他们最经常采取的方法之一。“规划是人做的，也是做给人用的，对吧？”
　　如今大数据正被广泛应用，这些看起来有些“笨”的办法还能管用吗？“大数据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有时候笨办法依然有用。”崔功豪说，科学的结论讲究“三据”：数据、证据、论据，缺一不可，大数据只是一种数据，还需要调查、考察寻找证据和验证数据。
　　第一个都市圈
　　20世纪90年代初，崔功豪任南京市总体规划项目顾问时提出了“南京都市圈”的概念，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在规划项目中提出的新概念。
　　概念是新的，但内核一直都在。“因为南京从来就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崔功豪解释，南京成为区域中心并不是政府规划的，而是历史发展中天然形成的。从地理上看，南京是中国唯一位于行政区边缘的省会城市；从历史上看，南京曾是江南省（安徽、江苏）省会，与安徽部分地区有着明显的文化认同基础；更重要的是区域优势互补明显，南京的经济文化及服务能力对江苏中部、北部以及周边的安徽地区可以形成辐射和带动。何况早在1986年，苏、皖、赣三省共16个地市就组建过“南京区域经济协调会”，每年轮流由一位市长担任主席，这些都为南京都市圈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实地调查是必须做的。“我们去南京的医院调查，去新街口的商店调查，来看病、消费的人，安徽人占了很大比例。”这种联系紧密且直观，崔功豪用手一指窗外，“去学校边上的天津路一看就知道了，天津路上停了多少安徽牌照的汽车？最多就是挂着滁州‘皖M’号牌的车。”
　　这种辐射和带动作用让崔功豪想到了他在1990年曾经访问过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都市区。这是一个由30多个城市组成的大都市区，有中心城市，也有小城市，内部设有都市区委员会来协调都市区内各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委员会本着“地位平等，利益共享”的原则进行运作。每个城市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委员会主席由市长轮流担任；都市区的运营经费由各城市按人口规模分担；都市区内建设项目由受益城市出资建设，比如城际铁路就是由各途经城市出资，人多的城市就多出一些，人少的就少出一些。
　　从2000年开始，江苏省编制城镇体系规划，崔功豪任顾问，这份规划提出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被认为是首次在全国省级规划中提出都市圈概念。根据三大都市圈的现状条件和发展阶段，规划提出“苏锡常都市圈优化、南京都市圈完善、徐州都市圈培育”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仔细看当时的这份规划，其实仍属于江苏省内规划，和安徽关系不大。文本明确提出“规划对江苏省内部分提出要求，对江苏省外部分提出发展预测和建议”。不过，“提出”已经是重大突破。之后，南京都市圈的推进顺理成章。2021年《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成为在国家层面第一个获批的都市圈规划。
　　城乡“一圈”
　　几十年来，崔功豪看了那么多长三角的案例，有一个地区的发展让他记忆犹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崔功豪曾经多次到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的桥头镇调研，当时桥头镇的纽扣市场已经号称“东方第一”。不过，第一次到桥头镇时，当地的情况还是让他大吃一惊。
　　“不在省、市级公路干线上，只有一条宽不过6米的乡镇公路可以进去。”崔功豪回忆说，那次考察突破了他学到的所有工业布局的理论知识，也突破了城镇发展的一般规律。纽扣的原料、材料、生产、消费均不在本地，怎么会有市场布局在这里，而且如此兴旺？深入调研后，崔功豪发现当地纽扣产业和城镇发展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能人”。
　　春节回乡时，几位在外打工的桥头人看到合作社商店买的纽扣很便宜，就买了些带回家，亲戚朋友都很喜欢，他们从中觉察到了商机，于是就从城市买了很多合作社滞销、价格很低的纽扣回来销售，市场逐渐做大。这就是纽扣市场最初兴起的原因。之后，桥头人不满足于销售，开始就地生产纽扣，还利用众多在欧洲打工的华侨老乡，寄回国外最新的纽扣样式，并从国外购买机器，在当地生产国际上最新、最多样的纽扣。
　　“分工非常清楚。”崔功豪观察到，比方夫妻两人，男人在大城市做销售，女人在镇上接单营业，村里生产，镇上销售；居住在村，就业在镇，市场还组织运往全国的运输队。生产、销售、运输，这样的分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个过程中，乡村逐渐变成城镇，甚至有向城市发展的趋势。
　　后来，这个案例被崔功豪总结为中国特有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以往，城市化多是村民背井离乡去大城市发展，但桥头的案例给出了另一种解法：就地城市化，乡村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口的集聚，扩张成乡镇、城市。这种解法既减少了大城市的压力，也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现在，类似的就地城市化依然在各地涌现。比如移动互联网发展后，出现的以“淘宝村”为载体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过程就令人关注。当这些案例与都市圈的发展一结合后，崔功豪又有了新的思考。
　　“当都市圈的范围越来越大时，我们可以把都市圈看作破解城乡矛盾、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崔功豪下了这样一个判断。
　　“在都市圈里，城乡融合不是一对一的，而是一群城市和一群乡村的融合。”崔功豪意识到，在都市圈里，城市和乡村可以更大范围地匹配资源，成为命运共同体，这是解决城乡矛盾的一个突破口。按照他的理论推演，都市圈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达到区域内共同富裕，通过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带动乡村一起发展，逐步缩小差距。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等部委相继发布都市圈相关工作指导文件，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先后获批，让都市圈成为区域建设发展的热词。这些变化已经让崔功豪看到了解决城乡问题的更多可能性。“长三角的都市圈在理论和实践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创新突破。”崔功豪提出希望。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