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发展之路从不平坦，都是在动荡坎坷里发展壮大的，年年难年年过，年年过得还不错，这是历史和经济的普遍规律。2023年影响经济的国内外结构性因素已经处于变化的临界点，加之总需求收缩以及微观主体对未来的预期较为疲弱，居民和企业对经济前景普遍缺乏信心，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修复的关键时期以及政策高发期，需要也必须发挥政府统筹作用，推出可行政策切实保障防风险与稳增长之间的平衡。
　　（一）加强宏观政策统筹与引导，持续加码稳增长政策，着力扩大内需
　　目前经济运行中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精准实行宏观调控，聚焦于扩大内需，加强逆周期调节，推动经济全面修复以及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宏观政策需加强统筹与引导，持续坚定地释放稳增长的信号，尽快扭转实体部门信心不足的现实状况。
　　财政政策，应继续扮演稳定增长、托底经济的角色，强化加力提效的总方针。加快专项债发行速度，突出减税降费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盘活财政增量资金以持续支持基建项目的落地。如经济运行表现不如预期，或应采取加大中央政府杠杆、适当提高赤字率等政策措施。
　　货币政策，应精准有力，发挥总量与结构性功能，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稳固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当前美国通胀水平居高不下，预计美联储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政策利率，这使得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存在贬值的压力，这可能会成为我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制约因素。但是，中美利差并非决定汇率的唯一因素，央行目前可用的工具依然很充足，货币政策的松紧根本上还是由国内经济基本面决定，如果后续经济基本面出现恶化的话，更大力度的货币宽松如降息降准政策应加速落地。
　　（二）加快供给侧结构改革，提振市场信心，推动消费和产业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中长期来看，我国应坚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消费升级，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占比较低的问题，多方面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提振其对大宗商品消费以及绿色服务消费的信心，同时大力度促进就业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就业，激发中小微企业吸纳新增就业的活力。
　　目前可以看到，受疫情创伤严重、需求不足等问题的影响，有些企业尚未完全恢复信心，甚至把握不准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投资方向。应坚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来推动产业升级，满足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AI等重点数字经济行业的投资需求，发挥我国市场规模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带动优势，深挖汽车、家电等产业转型潜力，将投资产业转型、高端、智能和绿色相结合，构建更好的供给体系。同时，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落实圆桌会议机制，保持常态化有效沟通，让外企敢投、多投，共享发展红利。
　　（三）系统性推出房地产解决方案，供需两端齐发力
　　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投资增速特别是新开工增速延续放缓，是拖累经济复苏的一大因素。住房是绝大多数家庭的资产配置中价值占比最高的资产，房价的高低会通过财富效应对实体部门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房价持续下跌会导致家庭的资产缩水，引发居民的消费意愿与能力进一步下降，进而拖累经济运行与发展。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地产的调控主要通过限购、限贷来抑制需求，忽视了土地供给不足对房价上涨的推动力，特别是自“三条红线”政策实施以来，地产的供给端迎来进一步紧缩。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家持续释放对地产行业的利好政策，但大都集中于需求端，比如多地方放开限购、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认房不认贷等等，但是房地产行业的供给端也非常重要，如何化解地产商的信用风险、提振地产商的信心，是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地产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四）积极推动防风险政策，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目前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之一，多地城投公司的债券和非标出现了风险暴露的迹象。中央政府应设计出系统性、可行性的方案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可以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共同分担化解成本，积极鼓励优质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到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重组工作中来，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同时，加快研究通过新一轮中央政府加杠杆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分类置换的可行性，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避免新的债务累积。此外，以国企改革为契机加速城投公司的转型，提升其信用资质，加强融资能力，同时全面多方位引进市场化专业人才，提高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水平，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
　　（杨为敩为国元证券宏观组负责人）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