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对于各国主权评级向来是资金流动的重要风向标，临近年末，惠誉发布维持今年8月发布的对我国主权评级“A+”的指标，并表示中国“A+”的主权评级得益于其强劲的外部融资，包括其在全球贸易中的核心作用和庞大经济规模。
　　11月23日，惠誉评级在上海举行“2023惠誉看中国：转型与挑战”主题峰会。峰会上，惠誉评级亚太区主权评级董事杰瑞米·祖克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惠誉评级确认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为“A+”，展望稳定。
　　“从评级的潜在路径来看，我国名义GDP增速放缓叠加房地产行业展望恶化或会加剧与高杠杆经济体相关的挑战，并给主权资产负债表带来风险。在中国的公共财政指标相较A评级国家有所下降的背景下，前述发展态势尤需纳入考量。”杰瑞米·祖克进一步分析指出。
　　同时，杰瑞米·祖克展望我国经济未来四年的增速时表示：“我们最近修订了对中国的中期潜在增速预测，认为到2027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约为4.6%。不过要想实现这一中期预测水平，中国仍然需要解决人口因素压力、地缘政治，以及房地产和债务驱动型增长转型的不确定性等挑战。”
　　惠誉上调GDP增速背后
　　作为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自2021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对我国“A+”的主权评级，不过此次对于未来我国GDP的增速预期做了调整。
　　“此前，惠誉今年9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曾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8%。现在鉴于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速快于我们此前的预期，2023年GDP增速将高于此前4.8%增速预测的可能性似在提高，且可能略高于5%。”杰瑞米·祖克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GDP未来四年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预期，则是基于当前我国出台的一揽子货币政策以及最近出台的财政宽松政策，可以有效应为内外部不利因素的掣肘，诸如全球需求疲软导致中国出口和制造业表现走弱；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波及到了更广泛的经济领域，起到一定程度的支撑作用，有助于抑制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
　　在杰瑞米·祖克看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加之中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和稳固的外部债权人地位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外部融资优势，可能仍将构成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支持因素。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压力，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仍在稳步上升。目前中国在电池、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新兴技术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确实观察到一些迹象表明，全球供应链正在迁移，外商直接投资的决策也在发生变化。但我们认为，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可能仍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等供应链迁移将仅将逐步推进。”杰瑞米·祖克表示。
　　对三大挑战因素开“药方”
　　尽管惠誉对中国主权评级维持“A+”高位，不过多位惠誉评级分析师也指出了该评级面临三大因素的挑战。其一是有多项指标显示国内房地产行业和外部需求可能持续疲弱；其二公共财政对主权评级构成更大挑战，自2019年以来我国的财政空间有所收敛，但预测中国财政赤字仍将高于2019年之前的水平，2019年中国政府一般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38%，远低于A评级国家的中值，2023年该比率为54%，目前略高于A评级国家的中值；此外，鉴于名义GDP增速放缓叠加房地产行业困境，高企的宏观杠杆率带来的或有负债风险亦有所攀升。
　　“我们认为本轮的行业下行周期和以往有本质上的区别，城镇人均住宅面积从2008年的30平方米增长到2022年的40平方米左右，现阶段的需求尤其是刚需较10年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居民杠杆率却从2014年的35%左右上升到现在的62%左右，叠加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居民进一步提高杠杆的意愿有限，我们认为房地产市场不会再像前两轮周期有明显反弹，而是会步入一个缓慢下行的新常态。”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行情演变，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石露露受访时称。
　　石露露表示，预期202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销售额将继续下降，但降幅将缩小至0—5%，对应了10万亿左右的销售体量。基于政策持续放松的预期，经济基础较好、人口持续净流入且有产业支撑的区域和城市或于未来12个月逐步趋稳，而低线城市则需要较长时间来消化现有库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或将持续受益于更强的购房人信心，以及融资渠道的畅通和多样性。
　　惠誉评级亚太区金融机构评级董事薛慧如则表示，由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影响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复苏，银行想要实现规模、息差和风险的平衡也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从规模来看，银行业有效信贷需求的显著复苏还有待时日。虽然基建、绿色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推动了对公贷款实现了10%以上的增速，但是零售信贷需求仍较疲弱；从息差来看，由于LPR多次下调和存款定期化，行业净息差从2022年的1.9%下降至2023年上半年的1.7%，银行净息差压力仍然存在；从资产端来看，伴随着整体利率中枢的下移，对公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按揭贷款利率也将因房地产政策放松和存量按揭利率调整而继续下降；从负债端来看，监管降准以及引导存款利率下调将使得整体负债成本有所优化，但是预计资产收益率降幅将大于负债成本降幅，净息差仍将收窄。”薛慧如称。
　　惠誉评级亚太区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徐雯超表示，受房地产业供需关系变化影响，预计2024年地产以及相关产业链贷款增速仍然偏弱，受评中资银行2024年贷款投向仍以基建、制造业、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以及绿色金融等行业为主；目前来看，新增融资主要贷向央国企，并且重点支持城市更新、保障型租赁住房等项目，叠加中央房地产托底政策的支持，预计增量风险可控。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商业银行作为地方化债的重要参与方，预计债务展期、利息减免等方式在短期内对银行盈利能力造成一定影响。但银行在支持城投化债的过程中仍然以市场化原则为前提，预计将综合考虑与平衡自身的政策性职能以及商业可持续性。预计地方化债将以多措并举的形式进行，不会全部由银行体系承担；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对城投企业到期的存量债务大规模展期，并不是惠誉的基础情形假设；但不排除区域性、结构性的风险在短期内仍然对那些弱资质地区的中小银行造成一定压力，或将持续影响个体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徐雯超指出。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不久前备受各界关注的万亿特殊再融资债下发化解地方债务压力以及各地城投公司转型对于经济的影响，惠誉评级亚太区国际公共融资评级高级董事孙浩11月23日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特殊再融资债券将优先偿还高成本、短久期的城投债务及拖欠企业账款，降低经济较弱地区的短期再融资风险及偿债压力，起到 “补短板”，防止风险蔓延的“灭火器”的作用；其次是此举短期内不会压降地方政府和城投企业的广义合并债务水平，而要依靠长期的经济增长与财政资源配合才能降低政府的广义债务率。
　　“已有27个省份发行或宣布主要用于偿付隐性债务的再融资债券，目前总额已逾1.2万亿元人民币，约等于未来12个月内到期城投债规模的30%。经济较弱省份迄今已获益于更多的再融资债券发行额度。此举一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用财政资源，直接缓解了部分财政实力较弱杠杆率较高的地区的短期再融资压力；二是重建市场信心，令部分区域的城投债利差得到一定修复，甚至得到了重回资本市场的入场券。目前多地省级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化解风险，通过对城投企业的债务增速和融资成本设定上限以确保地方政府审慎管理债务及作出更谨慎的投资决策。”孙浩进一步表示。
　　对于地方城投债和转型的举措，孙浩则建议指出，今年下半年以来，地方政府对城投企业使用境内债募集资金的监管更加趋严，尤其是在债务负担较重的区域，对于债务负担较重地区的城投企业，未来以压降规模为主，严控政府投资项目的市场融资，发债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兑付存续债务，而其资本性支出将主要由财政转移支付及专项债发行提供支持；同时市场化属性较强或债务负担较轻地区的城投企业将继续发债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性及为新项目提供资金。
　　“经济发达地区的城投企业，正在由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逐步转变为地方综合产业投资平台及城市综合开发商，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未来城投将更加深度介入广义房地产，包括旧城改造、保障性住房、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等,鉴于严禁新增隐债的要求，城投企业已加快推进公益类项目与具有盈利能力的商业化项目的捆绑开发，以商业化项目现金流抵消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直接支持下降的影响。”孙浩称。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