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基层社会治理连着千家万户。对照高品质生活与高效能治理要求，上海基层治理存在哪些不足，又该如何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政协委员们对此建言献策。
　　精细化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人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考量。如今，上海人口结构出现深度老龄化。数据显示，上海全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比已经由2020年的23.4%提高至2022年的25%，在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中尤为突出。市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院长王德忠表示：“探索多元共治的老龄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和多方供给的养老服务新路径，已成为基层治理当务之急的重大议题”。
　　与此同时，上海人口结构、居住情况也在日益多样化。在基层社会中，既有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也出现长租、短租、共享居住等新居住空间，还存在大居型、园区型、国际型等差异较大的多类型社区。基层社会构成与形态的快速变化，直接影响社区托育服务、教育资源等公共资源配置和服务。
　　有政协委员坦言，这些上海人口变化的新趋势，导致了基层服务资源出现空间布局失衡及结构性矛盾。以教育资源为例，目前区域教育资源还是按照人口总量规模来规划配置，没有充分考虑到居住分异所引发的不同区域学龄人口规模差异。
　　“适应人口新趋势，就需要构建精细化的人口分层分类管理服务新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提出，社区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规划标准，应该以服务实有人口规模来制订，以免导致近期资源供给紧张与未来资源空置严重的矛盾。同理，在上海社区15分钟生活圈的建设中，教育、养老等资源配置也要根据学龄人口、老年人口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调整优化。
　　吴瑞君还提出，要着力加大“一老一小”社区服务的多样化供给。比如，根据各区老年人口规模和高龄化程度实际变化，增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和护理床位建设，开发打造智慧健康为老助餐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社区配餐点建设和品质个性化的问题。此外，要加快推进宝宝屋的推广建设力度，为有需要的常住人口提供托育服务和喘息服务；增加人口导入区尤其是学龄人口相对集聚区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把幼儿园托班开齐开足。
　　法治化维护基层公平正义
　　法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就有委员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今市民日益增长的多元纠纷解决需求，与基层治理中依法依规意识不足、纠纷解决渠道不平衡不充分间的矛盾愈发明显。
　　“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同时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茬口’。”市政协常委、市二中院副院长蒋浩提出，要优化基层办事流程和履职能力，以法治化“温度”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她以继承问题为例，可以探索继承办理事项流程化、清单化、智能化改革，通过精简办事程序、统一证明要求、优化线上服务等途径，来有效减少群众反映强烈的“证明难题”。
　　与此同时，还要提升公共法律服务支撑作用，以专业化“精度”增强基层法治推动力。蒋浩呼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社区一线下沉，与基层治理网格双向联结，确保每个网格都有“法律顾问”。此外，聚焦基层治理难点堵点和群众涉法涉诉关注点，提供专业法律支撑，通过线上与线下律师接待、志愿者法援、送法上门等方式为民解忧，突出首问负责、群众评价、监督问效，完善公共法律服务考核评价。
　　市政协常委、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敬波建议，针对基层自治中的盲点或模糊之处，出台地方性规则，进一步加强基层自治规则的供给和自给。比如，对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难题，可以就如何在尊重多数业主意愿同时，合理兼顾低层业主的利益，来制定具体规则。还可推动基层社区形成符合实际、居民认可、落地有效的自治规约，支持业委会代表业主与物业共同优化合同协议，提升物业服务规范性。
　　围绕加强社区业委会履职能力，市政协常委、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金可可提出，完善业委会机制建设非常必要，可以构建立体化、“公司化”的业委会组织架构，补强外部专业支持力量。与此同时，通过立法完善业主自治规范，强化对失范、失序自治行为的监管，“业主自治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建议相关立法修订时，重视对业主自治规范本身的监督，对业主自治过程中的失范、失序行为进行规制”。
　　数字化助力基层有效治理
　　数字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也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传统经验治理”向“数字智能化治理”转变、进一步为基层干部减负赋能、提能增效的重要手段。
　　然而，政协委员调研中发现，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数字化转型的瓶颈问题。比如，数据循环机制有待健全。数据自下而上归集较为顺畅，但自上而下为基层赋能仍存在堵点。有基层工作人员反映，一些数据收集上去后再想调用，往往比较麻烦，有的只能看不能下载。再比如，基层治理逻辑尚未完全理顺，不少基层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从管理视角出发，方便了数据和信息汇集，但对居民使用和基层工作实际需求的考虑并不充分。
　　“基层社会治理是民心工程，要避免构建单一化的‘唯技术’数字化基层治理场景，避免过分依赖数字红利而产生主体失势、秩序失衡等新的治理困境。”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丁光宏提醒，要始终以“服务于人”作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在他看来，由于数字化治理导致制度供给端口前移，需要未雨绸缪，提早防范并重视基层数字治理可能带来的治理偏差、矛盾叠加等新问题。一是避免“数字悬浮”现象，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效能提升工具却引发基层治理任务增加，形成新的基层负担，避免由于数字技术对于政府、企业与公民赋权的非均衡性而造成新风险；二是要确立基层数字治理的技术门槛标准和风险防范原则，加大数字算法纠偏、漏洞监测、责任追究和隐私保护的技术供给与制度供给；三是加快形成数字表达、分配、监督的流程规范，实现对基层治理数字风险的预判，规避潜在风险叠加放大。
　　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琦则呼吁，上海要进一步推动“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的融合建设，制定“两张网”的统一标准，建立交换和共享机制，“发挥好‘两张网’平台化协同优势，通过协同共治来破解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治理难题，形成破解跨部门、层次、区域协同治理难题的上海方案，拓宽解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