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极端贫困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后出现反弹、致命的传染病死灰复燃，以及气候灾难和新旧战争。”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CEO马克·苏斯曼在1月25日发布的2024年基金会年信中指出，“低收入国家在应对健康和发展挑战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但能够用于满足他们需求的资源却捉襟见肘。”
　　苏斯曼在线上记者会上指出，过去几年，全球在贫困消除、传染病防控等方面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过去20年里，我们在减少疟疾死亡、艾滋病死亡、结核病死亡和婴幼儿死亡方面持续取得进展，但现在很多领域的进展出现了逆转、停滞或者放缓。”
　　为了帮助应对全球在发展领域的巨大资金需求，盖茨基金会近日宣布将2024年度预算提升至86亿美元，超过所有其他的慈善基金会。这也是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预算，比去年增加4%，比2021年增加20亿美元。此前，基金会还承诺到2026年将年度支出增加到90亿美元。
　　苏斯曼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当前，全球对低收入国家的健康投入正停滞不前。全球有60多个国家偿还国际债务的支出高于他们的医疗投入。不仅如此，由于富裕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计划“在实际价值上逐年下降”，202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获得的援助额下降了近8%。
　　当前，非洲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非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一个很大挑战是，多重危机同时在这片大陆上发生，包括区域冲突、流行病、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等。
　　为了帮助非洲走出多重危机叠加的困境，苏斯曼表示，基金会既要最大限度地扩大现有资源的影响，也要寻找新的领域和新的伙伴关系。“在这些方面，中国能够通过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下简称”国合署“）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虽然有挑战，但也有机遇，政府和慈善界需要加大资源投入来回应这些需求，才有可能重回本世纪初期的进步轨道上来，并且加快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步伐。”苏斯曼说，“中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期待同中国国合署合作助非洲攻克疟疾难题
　　盖茨基金会对同国合署开展合作寄予高度期待，特别是帮助非洲攻克疟疾的难题。苏斯曼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在国合署成立不久，双方就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去年又续签了这份谅解备忘录。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机制，与国合署在一些重点领域开展有效的合作。”以疟疾为例，他指出，目前，该疾病仍然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最大杀手，全球每年有近6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洲儿童。
　　“中国已经消除了疟疾，可以为全球疟疾消除发挥重大作用，不管是通过直接提供资源、政府领导的合作项目，还是通过慈善项目帮助其他国家。”他说，当前，基金会正在与位于北京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合作，该中心已经发现了一些非常有前景的抗疟疾治疗方法。
　　除了抗疟，根除脊髓灰质炎也是基金会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苏斯曼说，目前，只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个国家存在野生脊灰炎病例，中国也能通过不同方式和机制支持这项工作，基金会对此寄予厚望。
　　与此同时，苏斯曼表示，基金会同国合署的合作也不限于健康领域，他希望能在几个月后来华同该机构进行更多交流。“当前我们的合作领域还包括普惠金融、农业发展和妇女经济赋权等。”他说，“我认为基金会与国合署有很大的潜力进行更深入的合作。”
　　谈及农业领域的合作，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道，基金会与中国政府共同资助的“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区培育绿色超级稻”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先后培育并审定了78个高产、优质、多抗的水稻品种，并在18个非洲和亚洲国家进行推广。
　　郑志杰表示，基金会将继续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展合作，支持西非建立水稻种业体系，以在当地更好地推广绿色超级稻品种。“我们希望改良作物品种、提升粮食产量，减少非洲国家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同时推广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帮助当地农民改善营养，提高收入。为实现这些目标，基金会未来也将在农作物育种领域支持中国与非洲国家进一步合作。”
　　今年，中国将主办第九届中非合作论坛，这是继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非领导人再次在中国聚首。“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不断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各类平台和机制是推动合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中非合作论坛是重中之重。今年的论坛将在北京召开，我相信它将为中非合作注入更多动力，推动更多战略举措的落地实施，为非洲人民带来更多切实的好处。”郑志杰说。
　　眼下是回馈社会的关键时期
　　当前，全球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金会年信指出，数亿人每天的生活费却不足2.15美元，但与此同时，在疫情暴发的头24个月里，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幅超过了此前的23年。
　　“即使很多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全球进展也出现了倒退，但在全球范围内，亿万富翁群体在过去几年里呈现另一番景象——他们的数量和财富都在增加。目前，全球共有2400多位亿万富翁。”苏斯曼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富人的钱包越来越鼓，穷人的日子却雪上加霜。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1月15日发布《全球不平等报告》称，自2020年以来，全球最富5人所拥有的财富翻了一倍多，而与此同时，50亿人在变穷。
　　不过，苏斯曼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不少富人对于慈善的兴趣也在增加。“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对如何回馈社会、发挥影响越来越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只要利用大量的现有资源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强调，此时此刻，世界需要更强的紧迫感、更多的资源，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更大胆的想法。“我们希望呼吁的是，眼下正是回馈社会的关键时刻，而且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方法进行这种回馈。”
　　基于他同有意从事慈善的富豪群体的沟通，苏斯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那些在私营部门非常成功的人（对于是否从事慈善）往往会犹豫不决，主要是担心自己能否在慈善事业中发挥影响力。”对于富人的顾虑，他表示充分理解，“开展慈善事业确实并非易事，因为存在很多不容易攻克的技术挑战。”
　　尽管如此，他认为，对于有心向善的富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途径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慷慨捐赠转化为社会效益，比如“共建式慈善”。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工具”。
　　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基金会多年来与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一直开展互动。谈及中国富人参与海外慈善事业的潜力，苏斯曼表示，“中国（富有人群）参与慈善的需求巨大，他们不仅对中国已经开展的重要慈善工作兴趣浓厚，同时也对一些全球性的慈善机会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发挥作用，尤其考虑到在过去十年中，亚洲地区积累了很多财富。”
　　慈善部门可以填补市场空白
　　“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慈善基金会被要求每年至少支出其资产的5%。我个人认为这个数字可以更高，尤其是考虑到我们说的是享受了税收优惠的资金。不过这已经比目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要好，那里的基金会完全没有支出要求。”苏斯曼在年信中说道。
　　对于5%的规定，他在记者会上回应道，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慈善机构的慈善支出只有不低于基金总额的5%时才能达到免税条件。但实际上，盖茨基金会的每年支出比例约在10%，甚至更多。“我们希望树立榜样，鼓励社会各界更多的捐赠。我们相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一直以健康和教育为优先领域。苏斯曼说，这是因为基金会认为这类投入“最有价值”，既能避免下一代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又能通过改善营养和教育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并最终实现经济赋权、提高发展机遇，“正如中国向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所展示的那样”。
　　谈及慈善资金的作用，他强调，慈善资金和政府资金、私营部门资金有着很大的区别。“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源比慈善部门多，但我们的任务是，让资金产生更大规模的实际效应，并对贫困人口的生活产生切实影响。”
　　在发展问题上，他指出，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慈善界的存在都不可或缺。“如果想要产生规模化影响，就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无论是非洲还是南亚的政府，还是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国际援助。私营部门是创新的关键引擎。如果希望发现新药、新疫苗、为农民开发新的农业技术，这些创新往往来自私营部门。但面对贫困人群需求的创新通常不会自动产生，除非得到慈善资金的激励，所以盖茨基金会进入并填补这个市场空缺。”
　　以即将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核病疫苗为例，他指出，该疫苗最初由一家私营企业开发，但他们不想继续花数亿美元进行临床试验来验证这一疫苗能否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长期盈利的市场——尽管结核病是世界头号杀手，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传染病（包括新冠病毒）都多。这就是慈善资金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