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5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等2024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当前风险防范的重点在哪？如何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针对上述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
　　在张军扩看来，经济社会正常秩序的基本恢复、政策环境的有利变化等多重因素将促进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2024年的实际增长水平将会比2023年有显著提升。在这其中，稳预期、提信心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只有市场主体预期趋稳、信心增强，才能够充分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各项促消费、扩投资、调结构、控风险的政策，才能有比较好的发挥作用基础。因此，今年经济工作，仍然需要继续抓好稳预期提信心这个“牛鼻子”。
　　政策环境优化成为最有利因素
　　《21世纪》：全国两会已经正式召开，政府工作报告也作出了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目标要求，你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张军扩：根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经济全年增速为5.2%，高于2022年3%的增长率，也高于5%左右的全年预期增长目标。在经济整体恢复回升的同时，其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也呈现恢复、趋稳或回升的态势。短期来看，受各种内外因素的冲击，经济的恢复回升面临不小压力，回升的态势也呈现曲折和波动的特点。而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看到，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经济具有诸多独特的优势或有利条件，具有巨大的韧性和潜力。
　　2024年既有不少有利因素，也将面临一些压力和挑战。综合判断，与去年相比，发展环境将会在去年改善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改善。今年经济名义增速目标为5%左右，我认为在基数原因的影响下，实际增长水平将会比去年有显著提升。
　　今年最基本的有利条件是经济社会正常秩序的基本恢复。尽管从2022年底开始疫情管控已经基本放开，但经济的恢复却不可能像打开电门开关那样立竿见影，而必然是一个逐步恢复的过程。另外，不少管控措施的放开和改变，也因为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限制而比较缓慢。而2024年则会明显不同，尽管还有一些后续影响，但总体来讲，2024年经济发展面临的，将是一个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的经济社会秩序。
　　今年最重要的有利因素是政策环境的变化，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所透示的精神不难看到，今年党中央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更加重视。比如，在过去长期强调的“稳中有进”经济工作总基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进促稳”和“先立后破”的方针；财政政策在强调“适度加力”的同时，提出“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强调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而不是过去所强调的与名义增长率相适应。
　　此外，在去年“加强宏观调控政策一致性评估”基础上，今年继续强调要“强化政策统筹协调”，并强调要“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政策取向不一致、不协调甚至相互打架、形不成合力，大大制约政策的实际效果，是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经济政策之间时常出现，在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也频频发生。把非经济政策纳入一致性评估，充分显示了党中央稳经济促发展的决心，如果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无疑将会极大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扩大需求政策将进一步完善
　　《21世纪》：目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正在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你认为接下来应当如何合理扩大需求，让经济增长持续保持动力？
　　张军扩：短期来讲，扩大需求是提振市场信心最为实际的举措。去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按人民币计算是增长0.6%，而按美元计算是下降4.6%。外需的疲软是制约当前经济回升的重要要素。综合大多数机构和专家的预测和判断，2024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将会低于2023年，继续呈现低迷和疲软状态。有的专家认为2024年世界经济将会是“平庸”的一年，不会有大的起色，也看不到有导致严重恶化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去年我国出口增幅低基数原因，预计2024年我国的出口从增速上看可能会高于去年，但量上则不会有大的显著的回升。
　　从国内来看，消费需求相对低迷，一直是近几年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去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同比增长达到7.2%，但由于上年同期增速为下降0.2%，两年平均增速仅为3.5%左右。这主要还是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信心不强，疫情期间不少行业裁员、减薪导致居民收入减少，以及股市、房价下跌，导致财富效应减弱等，都对消费者信心造成较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实际上是个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关系。促进增长固然需要扩大消费，但无论消费能力还是消费信心的提升，又都有赖于增长，受制于增长。因此，消费能力的积累和消费信心的恢复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投资需求方面，总的来看，2024年增速比2023年会略有上升，而增长格局与2023年基本相似，即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继续保持相对较快增长，而房地产投资则会逐步收窄下降幅度，全年有望争取止跌转正。房地产市场走出困境的关键，是前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化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模式的创新与转型。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在这个前提下，为企业化解矛盾、探索创新、转型升级和兼并重组创造好的环境。
　　总而言之，不论是内需还是外需，需求不足的压力短期很难有效缓解。正因为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要“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并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稳健货币政策要精准有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明确要求。相信在这样的宏观调控取向下，各项扩大内外需求、支持经济恢复政策的力度不仅不会放松，而且会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进一步增强其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为今年经济的进一步回升向好提供更为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
　　抓好稳预期提信心这个“牛鼻子”
　　《21世纪》：我们注意到，你今年的一份提案主要是关于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助力稳预期强信心，未来应当如何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给各类市场主体、消费者、投资者“吃下定心丸”？
　　张军扩： 现阶段影响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短期市场波动和需求不足制约的原因，更有中长期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政策性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非经济原因，需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在党中央已经从多方面采取相应对策的情况下，下一步还需要更加突出优化政策和体制环境这个重点，持续用力。
　　从去年以来的发展情况看，市场信心的稳定和持续恢复，既非某方面单独措施能够见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相关调查显示，企业家最担心的，并不是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不是相关政策的必要调整，而是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或者难以预期。当然，这样讲并不是否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根据形势变化对政策进行适时适度调整，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政策的调整，无疑都会使相关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并对企业盈利能力、竞争格局甚至生死存亡等产生很大影响。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政策要求，往往不仅需要增加新的投资，而且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适。
　　因此，一方面，政策的调整，需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做好新旧政策的衔接，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政策的酝酿、颁布与实施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从而给相关企业的调整留下一个必要的合理的过渡期。如果由于特殊原因需要短期改变政策，那么就要考虑对那些合法合规经营而纯粹由于政策变化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样做，也是符合法治政府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要求的。另一方面，要尽可能明确各项政策调整的规则、程序、细则，减少调整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增强政策调整的可预期性。
　　在持续优化和加强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市场需求的同时，抓紧谋划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促进重点领域改革落地见效，特别是要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增强企业对政策环境的信心。只要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开放，不断优化发展政策和发展环境，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并为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加快土地制度、国资国企等多领域改革
　　《21世纪》：目前市场上有不少声音反映“宏观指标与微观感受不一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你认为今年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发力空间？
　　张军扩：宏观指标与微观感受不一致，是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恢复回升的不平衡和发展的分化。总体来看，大企业好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好于民营企业，新产业好于传统产业。宏观指标是平均的结果，往往会掩盖结构矛盾。特别是当产值规模较大而企业数目较少的大企业、国有企业好于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时，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就会比较突出。因此，分析研判经济形势，既要看宏观数据，也要看结构数据。中央强调处理好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关系，显示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更加冷静，更加全面，也表明今后的经济政策，将会更加重视结构特点，更具针对性。
　　去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从两个方面持续用力。
　　一方面，要把文件提出的各项要求真正落实，让企业真正见到实效。特别是要抓紧出台细化、具体化的政策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可检验性。比如，如何切实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如何有效解决民营企业在参与招投标、获得贷款支持、参与科研项目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如何及时制止违反中央精神的针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不正确言论问题等，都需要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
　　另一方面，就是要着力解决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要深入研究民营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大业中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和夯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思想理论基础，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保障民营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和法治保障。
　　《21世纪》：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作为今年重点任务之一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再次作出强调。如何理解“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的意义？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是什么？
　　张军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既是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影响市场主体信心最大和最根本的因素。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加快包括土地制度、国资国企、金融财税、社会保障、干部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不仅对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十分重要，对于充分挖掘和释放我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也十分重要。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改革的成功经验，我认为下一步推进改革落地见效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要给基层探索留下更大的空间。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必须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探索创新。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广大干部强烈的发展积极性。面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必须强化对干部的正向激励和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更加充分地调动广大干部尤其是地方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