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步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城市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居民对高品质、多样性和个性化服务需求不断攀升。
　　“在人口向大城市和市中心集聚的趋势下，提升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不仅能够促进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递交了《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助推消费城市建设的提案》。
　　陆铭表示，近20多年来，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再加上追求低密度的规划政策，导致城市人口密度大幅下降，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比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国家历史同期低约10个百分点。因此，优化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的空间布局，推进高质量的城市更新工作，对于打造既高效又宜居的消费中心城市至关重要。
　　商服用地闲置降低消费活力
　　过去，我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对密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陆铭表示，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实践上倾向于降低城市人口密度和疏散人口，削弱了中心城区的消费活力、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创造就业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在追求GDP增长和尽力增加税收的动机下，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和增加企业税收的考虑，在城市更新中更倾向于提供商服用地，而非住宅用地。”陆铭指出，由于住宅供应有限，且受到高度和容积率的严格限制，像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等大城市的闲置商服用地呈上升趋势。这不仅导致商住用地价格倒挂，而且降低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尤其是夜间人口密度，进而降低了城市的消费活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适度提升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有利于释放消费活力。据了解，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东京虽然遭遇经济衰退，但随着空置商业和住宅用途的灵活转换，东京都市圈核心区人口密度大幅提高，1995—2020年人口密度保持不断上升态势。在这一时期，日本居民的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经济浪潮中，线上消费不仅没有削弱线下实体消费，反而通过赋能为后者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中国商业模式创新乃至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
　　陆铭表示，但部分城市规划考虑不足，在城市更新中采用统一的街道布局、建筑风貌，牺牲了老城区的多样性。新城新区的规划大多采用“宽马路、疏路网、大街区”模式，影响了城市的消费活力。一些较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形态往往在城市更新中被拆除，推高了城市的运营和生活成本。
　　都市圈内部空间形态也阻碍了中心城市释放消费集聚、辐射、配置和带动功能。陆铭分析认为，我国受到传统的规划思想影响，卫星城发展模式成为比较主流的城市空间规划模式，都市圈内城市之间的连通性不足，存在职住分离等问题。同时，城市之间轨道交通沿线未得到充分开发，中心城市的消费集聚、引领功能也难以发挥。
　　老城更新、新城提档双轮驱动
　　在陆铭看来，强化消费城市的发展动力，需要老城更新和新城提档双轮驱动。
　　一方面，对于老城更新，应通过站城融合发展重塑城市发展格局，打造“轨道上的城市”；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向心布局”，同时探索实施建筑用途转换，将商业商务办公建筑用于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
　　另一方面，要适当放宽大城市的建筑容积率管制，促进城市紧凑发展。推动产城融合发展，提升新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引导人口向新城新区集聚，注重增加路网密度和十字路口密度，提升街区的消费活力。针对人口流出地的新城新区，要继续进行减量规划，并引导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
　　“要推动城市土地的混合利用，缩短居住和消费的空间距离。”陆铭建议，在符合安全等条件下，对现有商业、商务办公建筑增加文化、体育、教育等功能。对于大型老旧街区，通过环境改善、引入新产业等手段，促进消费供给从单一化向多样化、品质化转变。同时，要注重增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包容性，提升对沿街小商贩的包容性，为他们提供更为广泛的就业空间。
　　而从都市圈层面来看，陆铭建议，根据未来人口的实际空间分布规划人口和土地，大城市的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需要突破城市行政管辖边界的限制，空间布局转变为中心城区和外围紧密连接的“八爪鱼”模式。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应依托综合性立体交通网络，以及与商业消费空间相配套的公共交通体系，发挥人口密度对消费分工的积极作用。
　　此外，为增强消费城市的内驱力，既离不开线上赋能，线下空间体验也不可或缺。
　　“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契机，发挥线上大数据和流量优势赋能线下消费，创新商业模式和消费新业态。”陆铭建议，顺应线下消费分化趋势，增加线下具有体验感和互动性的空间供给。以街区为空间载体，推广“尺度宜人、功能混合、慢行主导、特色多样”的开放式街区开发模式。同时，打造融建筑、院落、居民、生活于一体的线下情景式消费街区，实现景区与街区融合。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