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提出了关于全面开展红色文献保护和提升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水平的两份提案。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陈红彦分享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近些年来为了让古籍“活起来”，在古籍文献、文字的数字化探索中所做的一些尝试，并提到了将其改编成游戏这样一种媒介形式的难点。
　　上提两份提案
　　陈红彦在提案中提及，目前红色文献保护和使用存在以下问题：一、未经过全面普查，家底不清；二、红色文献酸化严重，影响其继续生存，急需抢救；三、文献保护基础弱，保护措施不利；四、利用不足。
　　她据此认为，或可从如下五个方面具体展开针对红色文献的保护工作。
　　第一，普查存藏数量和内容。在家底清晰的前提下，有计划地组织对红色文献的研究、挖掘，用理论研究做指导，以各种文艺形式、展陈技术、新媒体进行宣传传播，丰富展览内容，延续红色基因，增强红色文化带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二，摸清生存状况。对现存的红色文献进行检测，判断损毁程度，厘清轻重缓急，以逐步推进濒危文献优先抢救，陆续全面铺开红色文献的修复保护。
　　第三，迅速开展文献脱酸，抢救酸化文献，延续其寿命。酸化是1850—2000年间国内外文献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展文献脱酸工作多年，有效抢救了酸化文献，但设备耗材昂贵的因素制约了在中国的应用。近年国家图书馆等机构自主研发的脱酸设备脱酸液，价格大幅降低，脱酸效果好，实验室数据证明可以延续200年以上的寿命。建议尽快推广使用，脱酸后的文献控制好存藏环境，减少环境对文献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开展文献修复。
　　第四，脱酸加固后的文献加快数字化进程。保留影像，以数据库形式提供研究利用，减少原件动用，以利永久保存。遴选部分红色文献分专题出版，并作为素材打造矩阵，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各种渠道、各种技术手段传播、教育，以利弘扬红色精神。
　　第五，培养红色文献的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展览传播的专业人才。让红色文献和其中承载的红色基因永远传承下去。
　　在陈红彦的另一份提案中，涉及提升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水平方面的内容。她提到，古籍有三种不同价值属性，即文物性、资料性、艺术性，应基于三个属性构建中国古籍保护体系，但古籍保护工作目前仍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对此，她提议或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在学校教育阶段，借鉴国外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方式，整合学科设置。目前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分散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三个学科之下，课程设置不能全面对接工作需求，需要有效整合统筹相关教学，在校期间的课程设置更有针对性，文、理、美兼通，实践技能的培养前置，让古籍人才培养根据文物性、资料性、艺术性的全面需要进行，以便学生选择和介入工作时可以对全流程有所了解，快速进入角色。近年跨学科分析检测的方式辅助古籍鉴定的成功，弥补鉴定人员不足的同时，也成就了科技版本学的进步，这也佐证了整合课程，建立古籍保护学科的必要性。
　　第二，建立稀缺人才的绿色通道，有效补充公藏单位和社会机构的人力资源。目前可见，一些充满热情，想投身古籍保护的青年，在完成学校教育后，受户籍和招聘渠道的限制，无法进入古籍工作领域，培养和使用的脱节，造成资源的浪费，建议对稀缺专业的毕业生在实习阶段经双向选择，择优直通入职，以期学有所用。
　　第三，整合机制，让人尽其才。除公藏单位以外，民间藏书和民间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为古籍保护不可忽视的力量，鉴于古籍安全性的考虑，创新协作机制，让民间的技术能手和研发力量成为公藏相关保护修复机构的补充，现阶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员不足、机制不够灵活造成的困扰，提高修复效率，提升创新能力。
　　第四，建立资格认证制度。为规范行业的发展，对修复人员开展职业资格认证，参照国外的修复者协会、联盟的模式，尝试对体制内外古籍修复者的灵活、有效管理，推动行业发展、行业自律也是整合力量的方式。
　　第五，建立终身学习机制，保证在职人员知识更新，能力提高。在新技术不断产生，更新速度快的今天，从业人员通过进修开展知识的查漏、补缺、更新显得非常必要。在高校、科研机构、公藏单位建立常设的基地，从业人员每年有一定课时要求，补个人或相关机构的短板，了解行业发展动态，以利提升古籍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及协同创新能力。
　　古籍改编成游戏的难点
　　除了上述提案，陈红彦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还谈到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近年来在古籍数字化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
　　陈红彦向记者谈到：“事实上，很早以前，国图古籍馆就开发了一个数字方志数据库，之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又建立了中华古籍资源库，这都是最早的让古籍文献资料数字化的尝试之一。近些年，比如在2019年，我们把古籍中的‘福’字提取出来，和社会企业联合做成了可以下载放到手机屏上显示的屏保文字，用数字化的方式，为大家送来了古人的吉祥和祝福。”
　　“国图古籍馆之后与阅文集团也有过合作，当时正值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我们为了让大家在春节假期对甲骨文有了解的兴趣，就用甲骨文的文字做了一款游戏——‘阅字如愿’。”她说，“之后，阅文集团还通过给出甲骨上的某些字的形式，和我们一起，在网络上联合征文，让大家围绕这些字创作文学作品，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也有很多。”
　　陈红彦向记者称，后来经过统计得知，不管是上述的甲骨文游戏还是甲骨文征文活动，都有很多人点击和参加，点击数量超过了2亿次。
　　“甲骨文因为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幼年时期的文字，所以小孩对它的那种类似图形的文字形式，其实会更有亲切感，另外像十二生肖这种甲骨文，因为它与大家的生活有关联，大家也会觉得很亲切很感兴趣。”她说，“这款甲骨文游戏的受众，不仅有会玩手机游戏的几岁的小孩子，也包括会玩手机的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陈红彦看来，让古籍通过多种媒介形式“活起来”，其实是一个发酵式循序渐进和逐步探索的过程。
　　她向记者举例称：“如果从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古籍中有记载，有很多植物和食品，都有养生的功效，如果要面向不同的受众，让这些古籍中的内容‘活起来’，那就可以尝试包括游戏在内的多种媒介形式，但要让媒介形式或传播形式变得越来越丰富，那或许会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当被问及如果要将古籍改编成游戏，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其中的难点又在哪里时，她向记者透露：“之前，有游戏企业来跟我们做过初步咨询和了解，比如说咨询可以尝试用古籍中的哪些内容改编成游戏，但后来他们可能觉得有一定难度，也就不了了之了。”
　　“其实还是内容为王，有内容、懂内容，才能用技术把它包装起来，去变成人喜欢的产品。真要进行改编的话，游戏公司或许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包括对古代的这些传统文化要有足够了解的人才才行。”她说，“他们脑子里能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古籍里面又有什么。”
　　“市场的需求和问题，加上对内容的了解和技术的攻关，这几方面结合在一块，才能最终做成这件事。而这其中，对古籍中人物或内容的理解，其实是最关键的。”陈红彦向记者强调道。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