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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共议：ESG对超额收益率有所影响 未来发展仍需政策端不断发力
2023-12-26 23:34:00
今日，第三届财联社ESG金融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论坛上，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施懿宸、上海弘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郑俊彦、中国人保财险风险研发中心/风险研究院总经理李晓翾和国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ESG事业部高级咨询顾问朱清艳，就“ESG与超额收益”话题展开讨论。
圆桌嘉宾认为，虽然ESG投资和超额收益之间的关系还需时间和更多数据检验，但不可否认存在相对关系，ESG投资相关收益在企业端的表现可能是隐形的。专家提出，目前企业提供的ESG相关数据一致性和可比性很差，未来信息披露的标准有待提高，也需要监管不断推进行业的进步。
ESG投资与超额收益有关吗
MSCI基于10年的数据论证发现，在海外成熟市场践行ESG投资理念和实践可获得超额收益，那么在我国的投资实践中，ESG属于定价因子吗？对此，专家均认为ESG与超额收益之间存在联系，但还不能用数据说明。
“目前ESG因子的表现稍有起伏，这是因为受政策驱动，如果是市场驱动，就不会呈现这个结果。但一开始必须由监管部门政策引导，未来投资人的意识，会越来越自发。”施懿宸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证明，但目前ESG具有抗风险性已成为行业共识。
近年来股市债券波动，投资者对于收益更加关注，数据也表明，我国ESG投资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施懿宸介绍，根据彭博智能2021年的预测，到2025年底，ESG的资产可能会达到5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ESG投资能够占到全球资产的1/3，成为主流的投资方式。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国内公募基金市场中与ESG投资相关的基金规模已超过6000亿元，约占公募基金市场总规模（未包含货币基金规模）的3.7%。
虽然我国ESG投资占比规模还不大，但从投资端来看，ESG已经成为国际共同语言，不符合ESG相关的标准订单就会受到影响。施懿宸从两方面看待ESG因子并保持积极态度，一方面监管的合规标准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市场将会自动筛选优质公司。
同样的问题，在郑俊彦看来，ESG与超额收益有一定的关联。“以ESG话题来说，企业表现跟超额收益的关系可能是隐形的，但公司的投入或许在某一个时间会得到回报。”郑俊彦指出，不同时期的企业对于ESG的主动性、透明度本身有较大的差异，但从内外部的管理来看，ESG与超额收益存在关联。
企业在ESG实践中的困境
目前我国ESG投资还在初步阶段，企业对于ESG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实践中也存在差异化的难题，从圆桌嘉宾的讨论可以看出，目前企业内部对于ESG体系的建立进度不同，在初始建模中难以反映企业ESG风险敞口和管理的水平。
这点在数据和企业内部体系上就很明显。经过多次尽调，上海弘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郑俊彦发现，成熟的企业在ESG数据方面更有心得，比如对社会的慈善捐助反过来能够帮助扣税抵税。“在投资机构里面，比较早期的项目方在ESG方面没什么数据可以参考，但经历融资B轮的企业就很有雏形，在不同领域有自己的方法。” 郑俊彦表示。
国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ESG事业部高级咨询顾问朱清艳则指出在ESG资讯中发现的相关困难，其中之一由于ESG还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各企业对于ESG投资界定的标准不一。“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提供的数据五花八门，导致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很差，在初始建模中难以反映企业ESG风险敞口和管理的水平。”
此外，企业本身对于哪些ESG的议题和指标需要关注也并不熟悉，需要和机构不断沟通。“尤其在面临国外的标准时，国内企业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因为担心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所以企业是被动地披露议题，这方面也需要投资机构的关注。”
朱清艳指出，ESG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国内情况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消解西方具有歧视性、评判性的内容。
不过，从保险行业来看，对于ESG的探索已经颇有收获。从投资端而言，李晓翾举例，人保财险在近几年遵循着绿色发展的原则推进绿色投资，优先投资具有环保效益的企业。而从保险端而言，新能源领域则颇受重视。
“现在每年我们给清洁能源提供的财产保险保额超过2万亿，在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保险方面，我们每年平均提供100亿以上的保额，这都是我们对新能源行业实打实的保障。” 李晓翾表示，只有把这些保障做到位了，投资才能够有一个更可靠的保障。
ESG还需哪些监管规范？
近年中国对金融支持ESG领域愈发重视，圆桌论坛嘉宾表示，未来监管还需重视政策及标准的制定，比如监管层有必要提升对企业ESG信披的标准和要求，未来我国ESG投资发展还需政策端不断发力。
李晓翾指出，ESG的性质要求国家推出政策帮助行业推动，目前ESG与超额收益关系在学界有很大的争议，但这是因为数据还不完全，并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如何在投入与回报之间不明确的当下，把正确的事情继续下去更需要考量。
“我个人觉得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外部收益能够有效的抵销成本。以保险端举例，环境责任险如果不靠国家法定推动，我相信一些工厂的确不买，但最终遭殃的是全体社会，因此很多外部的条件都希望国家从政策面继续推动。” 李晓翾表示。
“监管部门要做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企业做完整的披露，而且要有惩处机制。”施懿宸认为，首先把信息披露做好，通过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形成评级和报告，让金融机构能够根据信用评级跟数据反馈给投资者，帮助企业从这些ESG信用评级报告找到自己的短板，从而完成自己内部流程提升。
（文章来源：财联社）
圆桌嘉宾认为，虽然ESG投资和超额收益之间的关系还需时间和更多数据检验，但不可否认存在相对关系，ESG投资相关收益在企业端的表现可能是隐形的。专家提出，目前企业提供的ESG相关数据一致性和可比性很差，未来信息披露的标准有待提高，也需要监管不断推进行业的进步。
ESG投资与超额收益有关吗MSCI基于10年的数据论证发现，在海外成熟市场践行ESG投资理念和实践可获得超额收益，那么在我国的投资实践中，ESG属于定价因子吗？对此，专家均认为ESG与超额收益之间存在联系，但还不能用数据说明。
“目前ESG因子的表现稍有起伏，这是因为受政策驱动，如果是市场驱动，就不会呈现这个结果。但一开始必须由监管部门政策引导，未来投资人的意识，会越来越自发。”施懿宸认为，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证明，但目前ESG具有抗风险性已成为行业共识。
近年来股市债券波动，投资者对于收益更加关注，数据也表明，我国ESG投资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施懿宸介绍，根据彭博智能2021年的预测，到2025年底，ESG的资产可能会达到5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ESG投资能够占到全球资产的1/3，成为主流的投资方式。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国内公募基金市场中与ESG投资相关的基金规模已超过6000亿元，约占公募基金市场总规模（未包含货币基金规模）的3.7%。
虽然我国ESG投资占比规模还不大，但从投资端来看，ESG已经成为国际共同语言，不符合ESG相关的标准订单就会受到影响。施懿宸从两方面看待ESG因子并保持积极态度，一方面监管的合规标准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市场将会自动筛选优质公司。
同样的问题，在郑俊彦看来，ESG与超额收益有一定的关联。“以ESG话题来说，企业表现跟超额收益的关系可能是隐形的，但公司的投入或许在某一个时间会得到回报。”郑俊彦指出，不同时期的企业对于ESG的主动性、透明度本身有较大的差异，但从内外部的管理来看，ESG与超额收益存在关联。
企业在ESG实践中的困境
目前我国ESG投资还在初步阶段，企业对于ESG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实践中也存在差异化的难题，从圆桌嘉宾的讨论可以看出，目前企业内部对于ESG体系的建立进度不同，在初始建模中难以反映企业ESG风险敞口和管理的水平。
这点在数据和企业内部体系上就很明显。经过多次尽调，上海弘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郑俊彦发现，成熟的企业在ESG数据方面更有心得，比如对社会的慈善捐助反过来能够帮助扣税抵税。“在投资机构里面，比较早期的项目方在ESG方面没什么数据可以参考，但经历融资B轮的企业就很有雏形，在不同领域有自己的方法。” 郑俊彦表示。
国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ESG事业部高级咨询顾问朱清艳则指出在ESG资讯中发现的相关困难，其中之一由于ESG还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各企业对于ESG投资界定的标准不一。“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提供的数据五花八门，导致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很差，在初始建模中难以反映企业ESG风险敞口和管理的水平。”
此外，企业本身对于哪些ESG的议题和指标需要关注也并不熟悉，需要和机构不断沟通。“尤其在面临国外的标准时，国内企业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因为担心数据安全和商业秘密，所以企业是被动地披露议题，这方面也需要投资机构的关注。”
朱清艳指出，ESG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根据国内情况建立新的话语体系，消解西方具有歧视性、评判性的内容。
不过，从保险行业来看，对于ESG的探索已经颇有收获。从投资端而言，李晓翾举例，人保财险在近几年遵循着绿色发展的原则推进绿色投资，优先投资具有环保效益的企业。而从保险端而言，新能源领域则颇受重视。
“现在每年我们给清洁能源提供的财产保险保额超过2万亿，在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保险方面，我们每年平均提供100亿以上的保额，这都是我们对新能源行业实打实的保障。” 李晓翾表示，只有把这些保障做到位了，投资才能够有一个更可靠的保障。
ESG还需哪些监管规范？
近年中国对金融支持ESG领域愈发重视，圆桌论坛嘉宾表示，未来监管还需重视政策及标准的制定，比如监管层有必要提升对企业ESG信披的标准和要求，未来我国ESG投资发展还需政策端不断发力。
李晓翾指出，ESG的性质要求国家推出政策帮助行业推动，目前ESG与超额收益关系在学界有很大的争议，但这是因为数据还不完全，并且存在一定滞后性。如何在投入与回报之间不明确的当下，把正确的事情继续下去更需要考量。
“我个人觉得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外部收益能够有效的抵销成本。以保险端举例，环境责任险如果不靠国家法定推动，我相信一些工厂的确不买，但最终遭殃的是全体社会，因此很多外部的条件都希望国家从政策面继续推动。” 李晓翾表示。
“监管部门要做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企业做完整的披露，而且要有惩处机制。”施懿宸认为，首先把信息披露做好，通过第三方的评级机构形成评级和报告，让金融机构能够根据信用评级跟数据反馈给投资者，帮助企业从这些ESG信用评级报告找到自己的短板，从而完成自己内部流程提升。
（文章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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