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快建设金融强省，推动广州、深圳巩固提升金融产业优势，大力实施粤东粤西粤北地区‘金融倍增工程’，全域提升金融综合实力，吸引集聚更多龙头金融机构来粤投资兴业。”1月21日召开的广东省政府党组会议提出。
　　除此之外，近期江苏、浙江、四川、河南四省份也提出建设金融强省。记者采访了解到，金融强省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同时还要具备强大的金融机构、具有影响力的区域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当前五省份GDP、社融、上市公司家数等经济金融指标位居各省份前列，已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大省，具备建设金融强省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些省份也提出建设金融强省，核心要求是提升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新一轮“金融强省”的提法集中出现于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具有新的时代背景，是金融强国战略在地方的落地。与此前不同，新一轮金融强省不会过度追求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提升，而是强调金融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所长刘佳宁表示，金融强省目标的实现，需要进一步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瞄准“既大又强”，构筑高效、稳健、开放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做好五篇大文章，努力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广东实践，以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助力广东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以金融强省建设助推金融强国建设
　　去年10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是中央首度提出建设金融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有提到金融强国，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金融强国建设成为未来的战略目标。这说明金融的定位非但没有下降，而且还在强化。对于金融业而言，这特别提气。”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表示，“相对于实体经济的强，我们金融相对弱一些，所以要加强金融强国建设。但同时，实体经济的‘强’距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差距，这个距离的缩短要靠金融来助力。”
　　总体来看，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一些省份开始提出金融强省的概念，并表示要以金融强省建设助推金融强国建设。去年12月15日召开的江苏省委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支撑服务能力强、改革创新活力强、产业发展实力强、金融生态环境优的金融强省。今年1月21日召开的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强调，要以金融强省建设的实际成效为建设金融强国添砖加瓦。
　　记者根据各省政府网检索发现，除广东、江苏外，浙江、四川、河南三省也提出要建设金融强省。比如1月20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常委会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省的省域实践，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立冬表示，金融强省首先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经济基础和科技实力。此外，金融强省需要具备强大的金融机构、具有影响力的区域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因此并不是每个省都有条件建设金融强省。
　　刘佳宁认为，金融强省需要满足以下核心要件：一是金融服务支撑强，金融业主要指标继续位居全国前列。二是金融协调发展好，城乡金融发展优势互补、协同并进，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经济增长需求相适应。三是金融改革势能足，多元金融业态可持续发展，金融改革开放创新试点示范引领，金融双向开放空间广阔。四是金融生态环境优，地方金融法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健全，金融体系质态健康稳定。
　　经济金融指标居全国前列
　　据记者梳理，广东、江苏、浙江、四川、河南五省份的主要经济金融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已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大省，具备建设金融强省的基础。
　　从经济规模看，2023年五省份GDP均位居全国前六位。其中广东省GDP规模最高达到13.6万亿元，居各省份第一位，折算为美元为1.92万亿美元。放在全球看，广东GDP规模与俄罗斯相当，可排在全球第十一名左右。五省份中经济规模最低的河南，GDP约0.84万亿美元，也能挤进全球前二十名。
　　加总计算，五省份GDP规模合计46.5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四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近年来在稳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解读时表示，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能快则快，特别是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刘佳宁表示，广东是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广东经济也是我国经济的重要风向标。广东金融强省目标的提出，体现了广东经济大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的重任担当，扛起了金融大省勇挑大梁的发展使命。
　　从社融数据看，2022年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份社融居前三，四川居第五位，河南居第十一位。社融是2011年起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引入的一个新指标，2014年2月中国央行首度公布2013年度地区社融数据，形成了“地区社融地图”，以更准确地反映不同区域的融资和经济发展特点。
　　纵向对比看，五省份的“吸金能力”还在增强。数据显示，2022年末五省份社融规模合计13万亿，约占全国社融45.6%，相比2017年末提升了9.6个百分点。
　　从指标构成看，地区社融包括人民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股票融资、地方政府债券等细项，并对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往来做了扣除，反映各类资金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五省份社融占比提升显示流入五地的各类资金增加，后续将支撑五省份经济增长。拆分细项来看，主要是人民币贷款、企业债资金加速流入五省份，同时由于五省份财政经济实力强、债务风险低，地方债额度也较高。
　　中金公司的一份研报指出，从分省的贷款和社融数据来看，2018年以来流动性在省际层面出现了剧烈分化，2019年以来分化更加明显。无论是企业贷款还是居民贷款，都加速流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东部沿海省市。但反观经济落后地区和三四五线城市，无论是贷款、社融还是卖地，流动性都显著减弱。
　　从上市公司来看，截至2月1日广东、浙江、江苏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873家、704家、691家，位列各省份前三，四川、河南分别位列第八位、第十一位。从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看，2022年广东排在各省份第7位，其他四省份排位在第10-20位之间。相比前述指标而言，五省份保险深度指标的优势并不突出。
　　刘佳宁表示，近年来广东始终坚持金融强省目标建设，从基础上看，金融业基础设施相对发达。从结构上看，金融结构比例逐年优化。从创新上看，金融机构创新活力较强，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度高。因此，经济强省和金融大省的基础条件为广东建设金融强省提供了绝佳的土壤条件。
　　张立冬表示，江苏本身经济实力较强，2023年GDP达到12.82万亿元，居全国各省份第二位，江苏也是全国层面首个拥有五个万亿GDP城市的省份。从金融要素看，江苏省内华泰证券、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多项指标位居同行前列，江苏省省会南京致力于打造东部地区的重要金融中心。总体来看，江苏建设金融强省是有条件的、有基础的。
　　不过度追求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升
　　实际上，此前一些省份也提出过建设金融强省的目标。如2017年11月浙江省召开的全省金融工作会议就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省。2021年江苏省印发的《江苏省“十四五”金融发展规划》提出，2035年要建成与江苏社会主义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金融强省。其中，建设金融强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提升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所谓“金融业增加值”，是指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金融部门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创造的国民财富价值总量，核算对象包括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及其他金融业四大类，金融业增加值也相当于金融业GDP。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广东金融业增加值达到1.18万亿，是31个省份中唯一一个超过万亿的省份。从占比看，广东、浙江、江苏、四川、河南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9.1%、8.6%、7.9%、6.8%、5.4%，其中前两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后三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刘佳宁表示，金融业增加值比重作为金融强省的核心指标，反映了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金融业发育程度。一方面，广东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9.1%，高于全国平均比重8.0%，说明金融业完成了“从小到大”的量变，已成为广东的支柱产业，广东也已经成为金融大省。另一方面，这一比重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比重4.9%及美国平均比重7.5%，说明广东省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仍有一定空间，仍需加强金融要素保障和优质金融供给，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一头是金融，一头是实体经济，这其中必然形成链条，关键是这个链条要拉多长。适度的链条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和老百姓的需求，金融自我循环，很容易产生金融风险。”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表示，“在建设金融强省的过程中要处理好这个问题，不能过度强调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增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这本身也会促进金融业的稳健发展。”
　　据记者梳理，关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讨论已非常多，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过高对金融业而言是高收入，但对实体经济而言意味着高成本，政策指向压降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因此建设金融强省的过程中将不会过度追求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升，而是更强调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但下一个问题是，何为实体经济？如果无法界定实体经济，那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无从谈起。高层反复强调，制造业则是实体经济的根基。究其原因，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工业国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导致了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速低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等问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再次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江苏、浙江、广东、河南、四川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39.5%、37.2%、37%、31.9%、28.9%（无制造业细项数据，用工业代替），其中前四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6%）。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我们必须做到科技自立自强，建立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但是，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建设都需要金融来助推，没有一个强劲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孕育出现代科技和现代产业。某种程度上，金融强国是推动我们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全面转变的重要工具。
　　落实到金融强省，金融需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协同推进金融强省和科技强省、制造强省建设。
　　也有研究统筹考虑两个比重的关系，比如中财办研究一局局长张晓朴。他2021年发表的《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一书表示，德国避免了经济金融化的浸染，维持着“小金融、大实体”格局，金融业比重长期低于5%，制造业比重则始终高于20%，呈现“小金融、大实体”的结构。在非金融企业的收入结构中，食利性收入份额保持稳定，生产要素“脱实向虚”的现象不突出。
　　统计数据显示，广东、江苏、浙江、四川、河南金融业占比：工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9.1%：37.0%，7.9%：39.5%，8.6%：37.2%，6.8%：28.9%，5.4%：31.9%。总体来看，五省份金融增加值占比高于德国，但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高于德国。
　　史晋川则提醒，我们对实体经济要有更全面的认识，不能认为制造业就是实体经济的全部。服务业，尤其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物流等，已经与制造业相互融合、相互高度依赖，对改造和提升先进制造业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地方生产性服务业越发达，通常制造业的水准也更高，相反如果生产性服务业落后，发展高水平制造业就是空中楼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千万不能只盯着制造业，要把视野放得更宽、更广。
　　如何建设金融强省
　　记者根据各省召开的相关工作会议梳理发现，下一步五省份建设金融强省主要围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建设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强化地方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向展开。
　　近期各省份党委金融委、党委金融工委、金融管理局陆续亮相。按照中央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建金融委及其办公室、金融工委，要在地方现有金融工作机构基础上统筹设置，就是一个机构，主要是抓监管和风险处置，加强金融机构党建工作。
　　业内专家则表示，相关省份需要进一步结合本省经济金融特点进行更多探索。刘佳宁建议，广东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全力推进高水平金融双向开放，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有序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大力实施粤东粤西粤北地区“金融倍增工程”，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统筹与区域平衡发展。
　　张立冬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强调科技的重要性，提出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中央要求江苏要在科技创新上率先取得新突破。根据各类排名看，江苏
　　区域创新能力全国领先，但科技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而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未来江苏省需要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给科技型企业等方面持续发力。
　　史晋川表示，在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是主体，但众多的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双方的性质不对称；而金融体系以大银行占主导地位，实体经济则以中小企业为主，二者的规模也不对称。这两个不对称全国普遍，但浙江的民营企业最发达，不对称也更明显。因此浙江建设金融强省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解决这两个不对称性，在全国率先探索出经验。
　　“建设金融强省的过程中，要对金融创新有更多的包容。金融创新会触碰到金融准入等监管规则，但创新的地方不一定是错的，也有对的方面，因此金融监管要有一定的包容度，对于金融创新好的方面要让它立起来，修订相关监管规则。”史晋川称。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