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欧债危机曾重创欧洲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直至今日，部分南欧边缘国家依然未能彻底走出欧债危机的阴霾。眼下，欧洲正面临着高通胀、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欧洲央行紧缩货币政策等多重不确定性，欧洲内部的债务风险又有抬头之势。
　　相比于欧债危机时期，当前欧洲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相较于现在，当时欧元区通胀水平并不高，拥有充足的政策调整空间。然而，当前整个欧洲都面临着高通胀的威胁，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能源价格飙升的情况尚未得到有效改善。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涨幅从7月的8.9%进一步升至9.1%，远远超过了欧洲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水平。
　　与此同时，欧洲还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能源供应危机以及粮食危机，欧洲经济复苏已经显露出疲态，甚至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数据显示，欧元区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为49.6，创下2020年6月以来新低；欧元区8月服务业PMI终值为49.8，低于初值的50.2，是2021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欧元区8月综合PMI终值也降至48.9的18个月来低点。另外，欧元区9月S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降至负31.8，为2020年5月以来新低，前值为负25.2。
　　尽管面临着经济增长走弱的风险，但面对高企的通胀，欧洲央行不得不选择加息。而随着加息的逐步推进，欧元区核心成员国与外围成员国的国债收益率差值显著扩大，借贷成本明显上升，欧元区“金融碎片化”风险进一步增加。截至9月6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4个基点，报收于1.631%，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3.3个基点，报收于3.960%，意大利与德国国债收益率差值超过200个基点。
　　意大利、希腊等国与德国的国债收益率差值大幅扩大，不但不利于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传导，同时外围国家主权债务负担也进一步加重，债务风险也逐步增加。若欧洲央行在即将召开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大幅加息，欧洲各国国债收益率的波动预计将进一步增强，国债收益率之差也可能进一步扩大。
　　事实上，为应对疫情以及当前能源和粮食短缺的情况，欧元区各主要国家已经积累了不同程度的债务，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能超过3%，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不能超过60%。然而，当前欧元区19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2个成员国的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60%的警戒线，截至2021年底，意大利和希腊更是分别高达151%和193%左右。
　　当前，欧洲各主要国家政府的财政支出仍在持续增加。日前，据外媒报道，德国政府将计划实施规模达650亿欧元的第三轮救助计划，措施包括延长公共交通的折扣期和为9000家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17亿欧元的税收减免等。而芬兰政府也将设立一项规模达100亿欧元的紧急救助计划，帮助电力企业在市场动荡中生存下来。
　　对比欧债危机时期和当前欧洲面临的债务困境，有一个最根本的情况并未得到解决或改善——欧元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各自为政。欧元区内部各成员国经济状况差异十分显著，不同国家对货币政策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欧元区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却统一归属于欧洲央行，这使得欧洲央行在收紧货币政策时陷入两难的境地，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受限。另外，欧盟没有统一有效的财政联盟，但有统一的财政规定。货币政策的统一与财政政策的分散，不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针对欧盟的财政框架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发文敦促欧盟在债务高企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改革其财政框架。IMF指出，利率一直在上升，货币政策正常化继续快速发展，欧盟财政框架改革刻不容缓。当前的财政框架并不能很好地在控制财政风险和稳定产出之间进行平衡，并且也没有为欧盟的稳定提供足够的工具，这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的10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IMF提出，维持3%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和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60%不变，同时设立新的独立的欧洲财政理事会(EFC)，采用共同方法评估各成员国的财政情况和债务可持续性。同时，所有成员国将被要求制定与欧盟层面规则一致的中期财政框架，即通过设定支出上限来确保中期与整体财政平衡的一致性。
　　“建立一个设计良好的欧盟财政体系，将增强欧盟的弹性，并解决欧盟面临的长期挑战。这种财政能力可以发挥两种作用。首先，通过宏观经济稳定工具，帮助避免在经济低迷时期对有利于增长的支出进行削减，尤其是在货币政策被限制在有效下限的情况下。其次，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气候投资基金)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这可以减少欧盟内部不利的溢出效应，并促进欧盟财政规则的实施。”IMF说。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