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4月24日《解放日报》的“广告专页”版，一家名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发布了一则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登记公告。公告上，公司名字中的“保税区”三个字，被翻译为“FREE TRADE ZONE”，直译过来，就是自由贸易区。
　　但当时的保税区不等于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名词，背后的内涵是当时中央赋予的“三个自由”政策：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自由。当时的市领导说：“保税区，世界上没有这样叫的，只有保税仓库。如果用保税区，就是Bonded Zone，外国人看不懂。”
　　于是，当年所有与外高桥相关的文件和新闻里，中文还是叫“保税区”，英文名定为“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直到21年后，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成立，“Free Trade Zone”这一译文依旧沿用，但它的实质却在历史演进中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转变，那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了，中国在开放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开放带来体量倍增
　　今天，上海自贸区迎来它成立的9周年。在这两年风头无两的浦东引领区建设和创业热土临港新片区的对照下，上海自贸区显得有点低调。外界也有疑惑：自贸区究竟在做什么？自贸区究竟做了什么？
　　然而当我们把这段日子置入更长的历史当中去观照，答案就显现出来了。
　　1990年外高桥保税区设立后，很快成为国内开放度最高、自由贸易功能最强的区域。在“大增长”逻辑下，保税区一路充分享受了开放红利。从1990年到2000年，浦东新区GDP总量平均增速达到20%以上；直至自贸区成立的前夜，这种增长速度也保持在13%的高位。
　　“如果没有此前的开放基础，可能也不会有2013年的自贸区成立。上海自贸区是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的具象载体出现的。”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建说。
　　进入自贸区时代的中国，向全球打开了一道繁荣市场的大门。很快，在上海自贸区，中国第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第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第一家外商独资工程设计公司陆续出现，新业态、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短短5年时间里，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超过5.5万户，相当于前20年同一区域设立企业数的1.5倍。上海自贸区以上海1/50的面积，创造了全市1/4的GDP和2/5的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回暖的2017年，上海以自贸区建设为牵引，在开放中迈向了经济总量的新台阶。
　　“可以说，自贸区从那时起已经不仅是一个开放的载体，更是一种以开放促发展的品牌，代表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徐建认为。
　　发展逻辑逐渐转向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将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自此，自贸区的发展进入到更“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新阶段。
　　这种“新”，不仅仅体现在开放新的空间，承载新的使命。回顾上海近5年的历史，不难发现，恰是在2018年，上海提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上海自贸区伴随新片区的落地，实现了从“大增长”到“强化功能”的核心发展逻辑转变。
　　2018年后，我们较少以“增加了多少市场主体”“放开了多少行业”这样的硬指标来评价自贸区的效能，转而聚力在如何“把功能做强，集聚辐射效应”。
　　GOI，全称叫浦东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浦东自去年推出“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计划”后，至今已有47家像巴斯夫、联想、诺基亚贝尔这样重量级的企业加入，累计为2000多家科创企业提供了创新创业服务和资源。
　　ATLATL，一家生物医药研究型开放式创新平台，最先在张江完成从早期药物发现到临床前研究全过程的生态构建后，又在临港布局了从药物发现到临床研究转化平台，大大降低生物医药创新的成本。如今，越来越多的创新企业和项目，像靠近磁石一般选择在张江、临港落地发展。这是城市功能所发挥出来的乘数效应。
　　新加坡的“规划之父”刘太格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把城市功能做好，想不国际化都很难。”新加坡走了一条以构筑世界级功能，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路子。而上海自贸区，也恰恰在城市功能的不断补足、城市能级的不断跃升过程中，真正步入更高质量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实际上，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一套遵循市场逻辑，紧密对接全球经贸规则的开放举措就在稳步推进中。
　　从2013年开始，上海自贸区围绕贸易便利化破题，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自由贸易账户……改革旨在搭建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架构，让全球的企业、资本能够在中国的自贸区里安营扎寨。
　　尤其是负面清单的推出，在当时国内对外资准入无一例外都要进行事前审批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率先采用负面清单规则，让清单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和中国投资者一样享受同等待遇。9年时间里，这张清单越来越短，从最早的190多条，缩减至去年的30多条，超过1.2万家外资企业在区内设立。同时，这一重大改革还从上海的先行试点写入了中国的外商投资法。
　　开放途中，上海逐步将优化营商环境的议题也提出来，以自贸区为苗圃，以改革为契机，持续探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5年，上海自贸区在全国率先做出了“先照后证”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只要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就可以从事一般的生产经营活动，解决了设立难的问题。
　　其后的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又解决了企业办证难、准入不准营问题。再往后，“一业一证”推出，一个行业准入需要办理的多张许可证，被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解决了行政成本问题。
　　去年《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后，首部“浦东新区法规”正式通过并提出“综合许可单轨制”“行业综合许可证统一有效期”等，直击前期“一业一证”试点中的痛点，进一步推进改革。
　　一照、一证，小小两张纸，投射出上海自贸区的理念之本：让全球的企业、主体在中国做生意变得简单、高效、自由。外界也渐渐从自贸区的成长过程中，看懂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
　　今天的上海自贸区外高桥片区早已不再全然仰赖贸易物流等传统产业，浦东新区六大“硬核产业”之一的生物医药，在这里形成全产业链的服务供给；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品保税仓库布局，让外高桥成为世界上又一个艺术品进出境枢纽。未来的上海自贸区，将有望在“引领区”的框架下，在制度型开放的探索中，进一步融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新发展格局中去。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