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引发了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又一场全球能源危机。数月以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与环境政策副教授Jonas Meckling等人在这场新的能源危机中观察着各国的应对之策。
　　包括Meckling在内的四位学者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最新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写道：许多人认为，这场危机可能会加速从化石燃料转型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各国政府对价格冲击的反应截然不同。虽然一些国家优先发展清洁能源，但另一些国家则在化石燃料生产上加倍下注。
　　为什么各国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应如此不同？“我们想要表明，决定国家如何应对能源危机的不仅仅是资源禀赋，还有政治因素。”Meckling如是表示。
　　“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政策建议往往倾向于假设各国非常相似或具有可比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和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的Phillip Y. Lipscy表示，“我们的研究中真正突出的一点是，在一个国家有效的政策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并不适用。”
　　面对上世纪70年代的油价冲击和最近的气候变化，各国在应对能源转型需求方面表现出了变化。
　　Meckling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同时也是通讯作者。除Meckling和Lipscy之外，另两位作者是伦敦大学学院政治学系的Jared J. Finnegan和特温特大学可持续发展治理与技术系的Florence Metz。
　　Meckling说，“我们发现，国家的政治机构决定了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采纳各种代价高昂的政策，包括代价高昂的能源政策。”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对当前能源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反应，他们的这项研究揭示了制度结构是如何帮助向清洁能源转变的，或者如何阻碍了这一转变。
　　毫无疑问，能源转型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调整成本，产生了经济上的赢家和输家。文章指出，供给侧政策，如燃油经济性标准或可再生能源部署标准，主要是给企业带来看得见的成本。需求方政策，如燃油税或碳排放税，则将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如化石燃料生产商和能源密集型行业，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游说反对这些政策，而消费者可能通过投票反对现任政客。
　　分析发现，在开创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最成功的国家，其制度有助于缓冲消费者和企业对高短期成本的部分抵制。也就是说，要么使政策制定者免受反对，要么补偿消费者和企业因采用新技术而产生的额外成本。
　　Meckling举例说，欧洲大陆和北欧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制度，使政策制定者能够使自己免受选民或游说者的抵制，或向受转型影响的选民支付报酬。因此，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在吸收向清洁能源系统过渡的相关成本方面更为成功，例如投资提高风力发电能力或升级输电网。
　　与此同时，缺乏此类制度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往往遵循由市场驱动的转型，等待新技术价格下降后再采用它们。
　　Meckling认为，我们可以预期，前一类国家将成为这些非常昂贵的脱碳技术的早期公共投资者，这些技术是我们脱碳所需要的，比如氢燃料电池和碳去除技术。“但一旦这些新技术在市场上具有成本竞争力，那么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就可以相对迅速地做出反应，因为它们对价格信号非常敏感。”
　　对于后一类国家，Lipscy说，我们认为这是一条没有政府参与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政府干预加速转型的失败，政府基本上允许市场决定发生哪种能源转型。”
　　Lipscy同时任职于东京大学。他认为日本是一个经历了制度变革的典型例子。“日本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了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但该国一直难以加快能源转型，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俄乌冲突。”Lipscy把这归因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实施的制度改革。
　　Meckling和Lipscy均提及德国。多年来，德国被认为是推动欧洲绿色进程的主力军、全球气候变化的领导者。该国的策略是用补偿来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为实现到2038年逐步淘汰煤炭这一目标，德国将为依赖煤炭的工人和地区经济提供经济支持，同时支持其他行业的就业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在天然气紧缺的情况下，德国在今年7月批准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扩张计划。另一备受争议的则是，德国允许在2024年3月31日之前重新启用燃煤电厂。这被视为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能源政策的妥协与软化，一边寄希望于更大力度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尽快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另一边通过煤电备用方案，为断气的极端情形留出退路。
　　另外，对于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国家，Lipscy表示，政策制定者仍然可以通过支持能源研发和消除清洁技术的障碍来推动能源转型。他认为，与传统能源相比，清洁技术的成本竞争力已日益增强。
　　Meckling同样表示，例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可以通过利用加州等州的领导地位，专注于成本更分散、阻力更小的政策，如支持能源研发，并在成本降低后为市场采用新技术扫清道路，从而推动能源转型向前发展。
　　“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就不可能讨论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等问题。”Lipscy表示。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