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新一年度的联邦财政预算演讲中，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宣称，2022-2023财年(2022年4月1日-2023年3月31日)，印度名义GDP的增长率高达15.4%，实际GDP增长7%，“位列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近年来，全球经济趋于放缓之际，印度似乎一跃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明星”。有分析认为，印度经济今年预计将维持高增长，创造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印度式增长模式的固有问题，叠加并不乐观的国际经济外部环境，构成其繁华表面之下的不确定潜流。
　　印度经济增长前景几何
　　实际上，本财年印度虽然拥有7%这一令其引以为傲的GDP增速，但低于沙特阿拉伯的7.6%，丢掉了增速“全球第一”的名头。
　　据报道，由于能源飙升带来的经济收益等因素，2022年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增长率达7.6%。
　　而在上一个财年(2021-2022年)，印度GDP增速达到8.3%，被公认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在宣布了2022-2023财年的成绩后，西塔拉曼进一步预测，2023-2024财年印度名义GDP将增长10.5%，实际GDP增长率也将维持在6%-6.8%的高位水平。西塔拉曼指出，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经济规模由全球第十位跃升至第五大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9.7万卢比，经济治理成绩耀眼。
　　国际舆论也看好印度经济的增长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文指出“印度仍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亮点”，其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印度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6.8%下降到2023年的6.1%，但2024年又将回升至6.8%。世界银行去年底发布报告称，印度经济在全球经济风浪面前保持了相当的韧性，因此将其2023财年的GDP增长率预测由6.5%上调至6.9%。
　　实业界也纷纷阐述印度的增长潜力所在。信实集团掌舵人穆克什·安巴尼称，清洁能源、生物能源和数字化转型这三大“革命”将成为印度经济高增长的驱动力；标普指出，伴随印度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及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持续进行，到2030年印度年均名义GDP增速将达到6.3%。
　　摩根士丹利将外包、制造业投资、能源转型和数字基础设施看作是推动印度经济繁荣的四大驱动要素，预测印度到2030年左右将超过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据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印度的优势在于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低制造成本、对投资的开放、对商业友好的政策以及具有强烈消费偏好的年轻人口。
　　内外结构性挑战未解
　　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之中，印度经济仍然面临不小的内外挑战。
　　从产业结构来看，印度政府对科技、知识密集型等价值链顶端产业的偏好，加大了二元经济的结构性不均衡，难以解决“有增长无就业”的困境。
　　自20世纪80年代末拉吉夫·甘地发动“计算机革命”开始，信息技术、软件科技等产业就成为拉动印度增长的有力引擎。这一模式延续至今，印度决策层期待以此绕过本国资本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素质偏低等发展短板，通过摘取产业链、价值链上最顶端的“果实”，实现对主要工业国家的“弯道超车”。
　　以近年大热的芯片产业为例，莫迪政府不愿从测试、封装等产业后端环节来渗入半导体市场，而是不顾本国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的现实，直接瞄准产业最关键环节——晶圆制造，其一意突进的产业政策风格可见一斑。
　　西塔拉曼在预算演讲中指出，印度接下来的目标是实现科技驱动、知识驱动型经济，为此政府将投入大量财政资源支持科技和初创企业，包括为其特定进口产品降低关税、扩建人工智能中心、协助Digilocker等金融科技创新项目等。
　　在头部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印度的农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长期发展滞后、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特征依然突出，大量劳动力人口无法在正规经济中寻得生计，只得栖身于低端服务业等非正式部门。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疫情之后印度的劳动力参与率降至46%，为亚洲最低的国家之一。对于即将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劳动年龄人口超九亿的印度而言，如何为这些人口创造充足的正规就业，无疑是一项艰巨挑战。
　　印度经济“寡头化”现象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印度经济的“寡头化”现象日益凸显。
　　莫迪政府乐于借助大财团、大企业的力量来提升经济计划效率，创造漂亮的增长成绩单。在这一思路主导下，印度传统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小企业日益式微，大财团则依靠政府在融资、拿地、环保等多方面优惠政策高歌猛进，排挤外国企业，抢占基础设施、能源、通讯等国民经济基础性行业，坐收庞大租金。
　　在此基础上，“执政党庇护财团——财团反哺执政党”的模式在印度日益牢固，利益集团对印度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增大，导致其市场竞争环境恶化。
　　据《经济学人》报道，2016至2021年间，印度通过“厚租金”或裙带行业获取千万以上财富的比例从29%上升到43%。日前爆出的阿达尼集团欺诈丑闻，恰恰是莫迪治下经济寡头化现象的体现。可以设想，在清洁能源、数字化转型等重大发展机遇面前，倘若莫迪政府依然延续对这些寡头财团的支持与偏好，只会导致印度自身财政资源的浪费与经济效率的降低，无法孵育高效且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力量。
　　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国际格局中，印度看似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但由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控制通胀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削弱商品、服务需求，外需对印度经济的实质性拉动作用减弱。
　　2022年下半年，印度的出口额已经呈下降态势。外部环境的风险上升，意味着印度目前仍需提升内需以刺激增长，为此，印度政府在新一年财政预算中提出要为中产阶层减税，但是，为控制赤字和通胀，将资源集中于投资性支出，莫迪政府同时大幅削减用于扶助底层民众生活的公共开支，例如降低农村就业保障计划(MGNREGA)支出，将食品和肥料补贴砍掉22%和31%，叫停疫情以来对贫困人口的免费救济粮计划等。
　　印度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大量底层民众就业不畅，收入上升缓慢，原本生计又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很难为内需提供有效增量，被外界热炒的“消费市场巨大潜力”恐难充分兑现。
　　作为一个超大型新兴经济体，印度经济风头正劲，其增长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确实能够为经济的不断向前提供一定的自我驱动力。但是，是否能夯实增长基础，将潜力故事转变为真正的国家经济实力，印度仍面临诸多变数和挑战。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