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Markit服务业PMI初值升至50.5，高于市场预期的47.3，创2022年6月份以来新高，也是六个月来服务业PMI初值首次站在荣枯线上方，制造业PMI为47.8，高于上个月的46.9和市场预期的47.2。
　　上周公布的美国1月CPI数据也显示通胀回落步伐不及预期，加上强劲的就业数据，美联储继续“鹰派”加息预期再起。美国PMI数据发布后，债券收益率上涨，美元指数重新走强，美股出现下挫压力，新兴市场货币贬值风险加大。
　　美国通胀压力主要来自服务业，比如二手车价格在2月上半月上涨了4.1%。这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美国二手车销量增幅最大的一次；1月住房租金上涨较快，同比7.9%，前值7.5%。美国劳动力紧张导致工资上行压力进一步加大，PMI上行对抑制通胀也不是好消息，这些信息表明，美国经济暂时没有软着陆迹象，通胀可能会长期化。
　　美国可能面临顽固的通胀风险，市场喜欢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事实上，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前，发达国家还集体躺在负利率的舒适床上。引发美国通胀的是一个独特的环境，美国将数万亿美元分发给国民消费时，恰恰处于一个供应受到限制的阶段，罕见地出现了拉动需求端与供给端的通胀力量叠加在一起。不幸的是，美国外交战略正在制造更加长久的国际通胀压力。首先，俄乌冲突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就像1973-1974年欧佩克石油禁运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伤害一样；其次，美国推动所谓的与中国“脱钩”并通过产业政策扭曲全球供应链。去全球化战略与地缘政治震荡决定了，美国过去搭上全球化顺风车的低通胀环境一去不返。
　　美国也可能重蹈上次治理通胀的覆辙。1980年前后，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在驯服通胀的过程中，因为担心利率上升会引发经济衰退影响到1980年的总统选举，而采取了容忍通胀上行的政策，走了一段弯路。在此轮通胀过程中，美联储行动迟缓也具有政治因素。现在，美国经济软着陆与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预期正在落空，美联储一直在踩刹车也尚未能完全改变通胀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更重地踩下刹车值得怀疑，因为下一次总统大选离得很近，而要以硬着陆的经济赢得连任，对于任何一位总统而言都是极其艰难的挑战。
　　因此，美国经济学界开始探讨应该将通胀预期控制在3%甚至4%等更高的水平，而不是过去低通胀环境下形成2%的共识，这样的话，一旦通胀起来后央行会有更大的自由度。但是，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心态，在通胀的时候改变通胀目标意味着央行将会丧失信用，既然货币当局对通胀的容忍尺度可以随意增加，市场可能将通胀推得更高。在较高通胀环境中，工资和物价会变得不稳定，从而让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所以，这种想法本身是用另一个风险为现在的压力买单。
　　美国经济强劲的表现让加息持续下去，刚刚得到缓和的新兴市场资产可能再次面临重创，一些国家的货币可能贬值，某些新兴市场的资产可能被抛售，就像去年越南股票一样。但是，目前看，中国资产得益于恢复经济增长的政策，对外资表现出很强吸引力。如果中国经济恢复繁荣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拉动作用，可能会抵消一部分来自美联储的冲击。对于中国而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制造业可能存在干扰，尤其是全球资金炒作中国需求概念。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表现强劲，大宗商品产生的通胀压力可能持续增加。
　　新世纪以来，美国先后通过次贷危机、QE政策退出以及此轮通胀引发的激进加息，对全球各国经济与金融构成连续冲击，引发各种风险。冲击如此高频地发生意味着美元体系变得日益不稳定，需要及时变革，在美国去全球化的条件下，亟待形成新的更加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尤其是此轮美国通胀本身的顽固以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均有利于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