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口较上一年减少85万的情况下，2022年长三角地区的常住人口仍呈现增长。
　　除了上海没有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外，浙江、安徽、江苏三省的常住人口分别为6577万人、6127万人和8515万人，较上一年分别增加了37万人、14万人和10万人。
　　在目前已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浙江的常住人口增加数在全国数一数二。在全国多地人口增量纷纷下降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安徽省2022年常住人口增量则反超2021年。
　　在人口问题日益受关注的今天，为何长三角人口仍能正增长？有哪些城市跑赢了平均水平呢？
杭州人口增量超过苏州
　　从城市层面来看，苏州、杭州仍稳坐千万人口大市的位置，也是长三角人口规模仅次于上海的两大城市。
　　尽管杭州目前的常住人口仍略少于苏州，但杭州自2017年的城市抢人大战以来，一直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净流入，尤其是近两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一直稳居长三角第一名。
　　2022年杭州常住人口较上一年增加了17.2万人，远超苏州的6.28万人。
　　通信信令大数据显示，杭州人口的来源地构成上，除了浙江本省，河南、安徽、江西占到了14.4%、12.6%和6%。可见杭州的吸引力不仅仅在本省和长三角地区，照此趋势，杭州将在几年后赶上甚至超过苏州。
合瓯宁进军千万级人口城市
　　除了两个千万人口大市，合肥(963.4万)、温州(967.9万)、南京(949.11万)、宁波(961.8万)、徐州(901.85万)等几个千万人口的后备军城市则呈现出分化的趋势。
　　其中，合肥的常住人口增加最多，增量达到16.9万，成为最有希望的潜力股。从增长方式看，合肥的常住人口仍以迁移增长为主，2022年合肥市迁移增长人口13.5万人，同比拉动总量增长1.4个百分点。
　　从曾经的“小透明”到如今仅次于杭州的“抢人大市”，合肥人口的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押准了新能源和芯片等产业，十年间合肥GDP增长超200%。目前，合肥的流动人口来源地以省内为主。
　　此外，宁波、南京的常住人口较上一年也分别增长了7.4万、6.77万和6.28万。
　　而另外两座人口大市，温州和徐州在人口吸引力上就略逊一筹，尤其是徐州2022年的常住人口增长为负，减少约1万人，与其他9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
小城市靠什么吸引人口
　　长三角区域内部，人口仍在持续向大城市聚集。
　　浙江各城市常住人口均保持增长，但头部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增量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2021年，浙江省常住人口总共增加72万人，其中杭州市增加23.9万人，占33.1%；2022年杭州市常住人口增加17.2万人，但浙江全省常住人口增量仅有37万人，杭州增量接近全省增量的一半。宁波市常住人口增量在全省的占比，也从2021年的17.2%扩大到2022年的20%。
　　省内的不平衡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安徽表现得更加突出，有11个城市常住人口数遭遇了下滑。
　　纵观那些人口增长较突出的中小城市人口，我们分析发现，这些城市几乎都处于核心大城市的都市圈内，有的则位于两个大都市圈的重合交界区，和核心城市地理位置上越接近，越能承接大城市的人口溢出效应。
　　如浙江嘉兴就是典型。2022年嘉兴常住人口较上一年增长了3.5万，这一增长数值超过了温州，在省内仅次于杭州和宁波。
　　嘉兴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沪杭，同时是上海和杭州两个都市圈的成员城市。
　　在安徽也有类似的现象。除了合肥，安徽省常住人口正增长的滁州、芜湖、马鞍山、宣城都是南京都市圈的成员城市，滁州、芜湖、马鞍山也同时属于合肥都市圈。
出生率低迷、人口增长放缓
　　虽然长三角常住人口有所增长，出生率却不容乐观。
　　江苏省2022年的出生率为5.23‰，较上一年继续下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作为省内人口主要来源地的苏北、苏中地区近几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近几年的下降幅度尤为显著。徐州、盐城等城市自2017年来，出生率下降超过8个千分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盐城、淮安的出生率在2021年分别为4.1‰、5.37‰，均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徐州和宿迁2021年的出生率也仅为7.1‰和6.93‰。
　　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是整个长三角地区面临的挑战。
　　浙江、安徽公布的最新出生率数据分别为6.28‰和7.16‰，较上一年下跌了0.62和0.89个千分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安徽省的下跌幅度高于全国平均。这并非安徽出生率首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在去年出台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的说明中，出现了“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的判断。
　　虽然上海未公布2022年出生率，但上海市卫健委2月20发布的2022年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7，平均初育年龄30.36岁，常住人口一孩率、二孩率、多孩率分别为 66.01%、 29.46%、4.53%。
　　总和生育率0.7，这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仅为0.7，这低于韩国在2020年公布的0.84的总和生育率。 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学前教育学生数负增长
　　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幼儿园一孩难求”难求登上热搜，多地幼儿园招生遇冷，部分民办幼儿园面临关停危机。
　　我们梳理数据发现，浙江省幼儿园数2019-2021年期间持续减少。出生率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安徽幼儿园数尚在快速增长。
　　但从学前教育学生数来看，2021年长三角仅有浙江省仍保持1.2%的正增长，江苏、上海、安徽的学前教育学生数在2021年的同比增速均为负，分别为-0.62%，-1.99%和-1.2%。
　　从平均在园幼儿数来看，安徽、上海、江苏的数值都在下滑。
各地出台政策提升生育率
　　从经济学角度讲，生育本质上是家庭的一个经济决策，个人是否选择生育，取决于生育孩子的成本与收益。而越发达的地区，生育成本就越高。这也是为何长三角生育率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除了生育成本，是否有完善的托儿育儿服务，也是不少家庭关注的问题。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不断提升，许多女性也苦于生养孩子与工作、生活之间难以平衡。因此，生育政策的关键在于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以提升生育意愿。
　　因此，长三角各地目前针对生育支持的政策主要涉及生育补贴、普惠托育和购房政策倾斜等方面。
　　生育补贴包括一次性补贴和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补贴，各地一次性补贴金额范围大致在1000元到20000元之间。
　　普惠托育方面，长三角各省均提出到2025年实现全省每千人托位数4.5个及以上，乡镇(街道)托育机构基本全覆盖。
　　除此以外，长三角多地出台的稳楼市新政中，也均提出对多孩家庭购房的优惠政策，包括提升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自住房且首次申请住房贷款的贷款额度，最高至75万元；针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的购房契税补贴，最高达到100%的补贴；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生育多孩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再提高10万元等。
　　不同的生育政策效果通常对于不同家庭有不同的效果，未来如何制定更加细化的生育支持体系，使财政拨出的这部分资金能够真正发挥出生育激励的效果，仍是长三角各地未来的一大挑战。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