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进程比想象中来得慢一些。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均已确立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标，但在实际推进中却面临不少挑战。从政策和企业层面，如何才能务实地推进碳中和目标的落地？在碳市场建设过程中，金融业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就我国而言，绿色金融如何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转型金融框架的制定进程如何？
　　3月29日，在博鳌论坛2023年年会“碳中和：困局与破局”的讨论环节，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就相关话题发表了观点。
　　寻求推进碳中和进程的最优政策组合
　　从政策层面上看，推进碳中和进程到底要用碳价格、碳税等价格工具，还是非价格工具？怎么才能找到最优的政策组合？周小川认为，“究竟使用哪种工具与目标的协调有关系。”
　　他表示，可以看到有些政府和企业并不是把碳排放放到最高的优先级上，如果有其他的优先事项，碳排放的优先级会适度地下落。因此，我们暂时不可能让所有的组织包括政府在内，都把二氧化碳排放当作最优先最高的目标，它是多目标的，它是有很多事情要办的。在多目标下，存在各种目标及其所用工具之间的协调，在理论上会有一个最优的协调。
　　周小川表示，每一种不同的目标都有它的权重，对应着背后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对应着影子价格。也就是说，只要搞好了价格和权数就能实现最优协调，既要考虑安全、增长、公平，又要实现目标，并且将其分解到各个年度，这是可以实现的，实现就要用到价格型的工具。
　　在他看来，价格型工具并不只是二氧化碳价格本身，税收、补贴都是价格型工具，包括免费配额的发放也都是价格型工具。非价格型工具，比如靠企业觉悟、靠计划、靠指导投资。但是在推行计划和指导投资的时候，也有可能给予了价格激励机制，价格型工具和非价格型工具是完全分开的。
　　周小川认为，不同的群组会强调不同的方面，因为注重的目标不一样，手里的工具也不一样。这需要思维上有多目标优化的框架解决，寻找多目标和其工具之间的优化协调。
　　就对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碳中和过程应当发挥的作用而言，周小川认为，“有的金融机构办公室不排碳，数据中心也用太阳能或者是绿色能源，出差也很注意，这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投资、信贷等金融活动说支持的对象是不是像零碳前进、是不是有助于支持对象实现零碳发展。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未来碳市场所涉及的一些衍生商品的发展和监管是金融界非常擅长的领域。金融界应该帮助把碳市场建设好、运行好，同时让碳市场给出的信号能够使得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最优协调。”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必须全球一起减排
　　近年来，央行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和绿色国际金融合作领域当中做了大量工作。易纲表示，“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必须全球一起来碳减排。近年来，央行一直在和国际同行做这方面的工作。”
　　比如，G20框架下的G20绿色金融工作组就是由中国央行和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在过去三年完成了许多重要工作：2021年完成了G20可持续金融的路线图，并在沙特利雅得峰会上得到了通过；2022年完成了G20转型金融的政策框架，引导市场的资金支持碳减排，并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G20峰会通过；2023年工作组的工作主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相关的融资措施，也为今年G20提供完整的政策措施、路线图和时间表。
　　和欧洲方面合作，央行和欧委会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一起制定绿色金融共同分类的目录。目前，中国和欧洲的绿色金融共同目录的趋同性大概到了80%。建行、兴业银行已经按照这个目录发绿色金融债，另外有些发展中国家也是高度评价欧洲和中国的共同目录，也开始遵循目录进行发债、开发产品。
　　同时，我们也在制定绿色金融“一带一路”的标准，并且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该原则截止到去年年底已经有四十多家机构和许多市场得到了背书，都按照“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进行投资、进行认定，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大家沟通和制定共同的标准，使绿色产品在全球更加的互联互通。
　　宣昌能认为，可持续金融国际协调合作意义重大，大有可为。在当前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全球格局下，气候变化和可持续金融是一个可以团结各方力量的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在G20框架下作为共同主席在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下的工作以及跟欧委会绿色金融方面的工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实践：推出碳减排工具、制定转型金融政策框架
　　在碳中和进程中，中国央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在国际上央行界称得上是创举。
　　易纲介绍，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的技术项目进行支持；第二类对煤炭的清洁利用进行支持。这两个工具执行一年多以来，实际上已经支持了3000多亿的再贷款，商业银行贷出去了将近6000亿贷款支持企业的这些项目。他表示，“在去年一个完整年里，相当于减排了1亿吨的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今后继续用这样的工具来激励金融业支持碳减排。”
　　易纲表示，目前，中国的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了22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整个贷款余额的大约10%；绿色债券也超过了2.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的也很快。因此，我们想用央行的激励机制支持工具，用绿色贷款、用绿色债券等支持工具支持实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G20发布的《G20转型金融框架》对引导各成员的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转型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支持高碳排放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也在牵头制定中国自己的转型金融政策框架。
　　宣昌能认为“发展转型金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金融支持碳减排成效显著，我们的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化、城镇化仍在推进，既要发展绿色产业更要推进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转型金融可以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必要。”
　　制定标准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开展的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坚持先立后破，首批覆盖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农业四个领域，主要考虑这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大，所以是先抓重点，也是一种示范，下一步积极推动转型金融标准尽快出台和落地实施。
　　完善配套措施方面，一方面是完善碳核算、环境信息披露等基础性安排，不断推进转型足迹先易后难，从自愿到强制开展环境信息的披露。另一方面，丰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人民银行已经推出了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产品，未来继续创新股权类融资工具，证券化产品，保险和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还要推动公正转型，加大对转型压力比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人群的支持力度，确保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宣昌能表示，还要正确处理“破与立”“自愿与强制”“标准制定与监管约束”这三种关系。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加强自律，强化碳核算和环境披露的意识和能力；以标准指引业务，以监管保障落实，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者的关系。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