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也得紧盯微信”算加班吗？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给出了答案。
　　李女士于2019年4月入职某科技公司担任产品运营，约定执行不定时工时制度。2020年12月，科技公司以连续旷工3天以上为由解除了与李女士的劳动关系。李女士将公司告上法庭，其中要求公司支付她此前在公司任职期间的加班费。一审法院没有支持李女士的诉请，但是，二审终审改判公司应支付李女士加班费共计3万元。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今年3月份，上海一位王女士发视频表示，自己在试用期第三天被辞退，老板给出的理由是，前一天下班时间太早。3月29日，当事人发布视频称，劳动仲裁胜诉，已经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裁决书，前公司需要按照规定依法支付双倍赔偿金。
　　这两个案例的主题都关乎员工能否准点下班的权利，所以也在舆论场引发了打工人的强烈共鸣。的确，当互联网与手机模糊了工作与生活、上班与下班的边界，是有必要考虑这个严肃命题了。
　　曾经手机给人们的通信与联络带来极大便利，但人们没想到的是，在一个个“处处结网”的时代，手机及其负载的各种工作App，竟成了阻挡白领下班最大的拦路虎。对很多工种而言，微信与钉钉就是主要的工作设施，任务的布置、意见的传达、结果的反馈，都通过手机实现。这意味着，只要手机不关机，打工人就永远没法彻底下班。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讲过一个概念，名为“奢侈生活的陷阱”：农业革命让人们摆脱了艰苦且危险的狩猎采集生活，过上了定居的农业生活，但农业进步也带来了大量疾病。人口总数的增加还带来人类社群内部的阶级分化和暴力冲突。中国学者张笑宇将这个概念加以延伸，提出了“技术进步的陷阱”。其实，手机与社交媒体今日给打工人带来的困扰，同样也属于“技术进步的陷阱”。
　　手机束缚了人们下班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合理的。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是，劳动者拥有正常的休息权。中国的劳动法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正常情况下，一个职员只要下了班，领导就不应该继续给他安排工作。如果要加班，就得支付一定的加班费。但在具体的工作场景中，这几乎很难得到彻底的落实。
　　最近的两起案例，两名女子可以说很“刚”，她们拿起法律武器，捍卫了自己休息的权利。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劳动者要么囿于领导与单位的权威，担心维权会影响自己的薪资与前程，要么被繁琐的劳动仲裁与漫长的官司所吓退，早早在维权路上缴械投降，白白吃下免费加班的哑巴亏。
　　保障准时上下班的权利，法律层面已无疑义，劳动者除了要像两名女子一样勇于维权外，制度建设上也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在这方面，不妨结合互联网时代的新特点，创新法律法规，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比如，法国就制定了“离线权”法案。该法案规定，聘用50名员工以上的公司，不能在员工下班后寄电子邮件，员工有权利“已读不回”，以保障私人空间。而不少国际大企业也充分保障员工离线的权益，比如大众汽车就规定下班后关闭公司的电邮服务器，戴姆勒则允许员工删除在假日收到的电子邮件。
　　基于本土特点，参考国外成熟经验，立法部门也可以在既有法律的基础上，细化对员工“离线”后休息权的规定。这不应该再是原则性、模糊化的，而应该明确罚则，划定红线，用刚性的制度条框，约束企业随意调遣劳动者加班的冲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是以“低劳动者权益”为代价的，在人口红利消失、发展模式转变，尤其是劳动者权益觉醒的当下，有关方面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保障好劳动者准点下班的权利了。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