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大进大出”和“大收大放”的现象，但是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以我为主、精准有力和保持稳健，市场对今年我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的问题比较关注。
　　就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4月20日在2023年第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以我为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始终坚持稳健的调控理念。近几年，国内外面临的超预期冲击较多，货币政策一直坚持稳健的取向，量价一直都是适度和比较平稳的，应对了来自内外部的多重冲击，实现了较好的调控效果。过去五年，我国M2和社融年均增速在10%左右，与近8%的名义GDP年均增速基本匹配，促进了宏观经济大局稳定，并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
　　二是以我为主，把国内目标放在首位。我国是超大型经济体，必须主要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和物价形势进行调节，自主把握货币政策。
　　在这方面，去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持续大幅加息，考虑到当时我国经济总需求疲弱，央行没有跟随加息，而且先后两次引导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累计下行了20个基点，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下行了15个基点和35个基点。
　　三是坚持汇率由市场决定，为以我为主创造条件。“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是约束货币政策自主性、在宏观上导致经济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坚持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决定，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为提升货币政策自主性创造了条件，有助于及时释放外部压力，增大了国内货币政策以我为主开展调控的空间。” 邹澜说。
　　四是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有力支持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邹澜表示，央行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结构性货币政策“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内嵌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精准有力加强对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
　　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央行此前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有进有退”。
　　就此，邹澜表示，截至今年3月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一共是17项，余额大约6.8万亿元，有效引导了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大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邹澜还指出，在决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延续和退出的时候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结构矛盾，另一个方面是商业银行快速提升这些特定领域金融服务的意愿和能力。
　　邹澜进一步强调，一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发挥的是牵引带动作用，激励商业银行迅速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引导其加大对特定领域的信贷投放。后续可持续的商业银行贷款才是金融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关键所在，通常还有其他宏观信贷指导政策会继续巩固成效。二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退出是平稳有序的。工具退出指的是中央银行不再新发放资金，但已经发放的存量资金可以继续使用，最长使用期限可以达到3至5年。也就是说，工具的机制设计本身就是缓退坡的。
　　邹澜还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再贷款、再贴现等长期性工具的稳定性，同时用好多项仍在实施期的阶段性工具，为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持续的支持。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