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岩资本黄铂表示，从2022年开始，公司进行了较大的策略迭代，包括因子研究、因子整合以及风险控制，策略框架有效性提升。此外，公司还受到了海外机构投资者的青睐，香港公司量化规模快速增长。
　　以下为文字精华：
　　提问：迭代是量化策略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迭代进化的过程与市场越契合，获得的收益也越高。在公司策略的迭代上，有什么想要和投资者分享的？
　　黄铂：虽然A股量化市场起步较晚，但迭代速度很快。策略市场的风格与策略体系的进化，从2017年开始是发展速度最快的阶段。针对量化私募和机构而言，量化策略的迭代与整体投研框架、团队人员素质和数量息息相关。
　　首先，我们公司的核心团队成员均毕业于国内外顶级高校，并且具有数理科背景。其次，以核心团队为中心，招募人才扩充团队也是我们过去几年的重中之重。我们团队在2018年到2022年间人数都有稳定的增长，尤其是在2021年，团队规模翻了一倍，现在拥有20多人。
　　其实从策略的开发类型来讲，我们公司是一个比较专注的量化机构。虽然量化这个领域有很多不同的策略类型，比如，高频策略、日内策略、低频策略，根据我个人在美国的经历来说可能偏向于纯日内中高频的。基于美股和其他发达市场的策略，由于投资者结构和交易成本的不同，当时的策略在回国后实际上是无法直接使用的。
　　从2018年开始，我们公司主打的策略属于中频和中低频策略，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它的持仓周期大约为10天，既不算特别长，也不算特别短。如果对于量化策略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种策略的底层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子，是通过某种规律来预测未来收益的一种方式。有很多类型的因子可以预测未来5—10天的收益，如公司财务数据、分析师预期等，这些偏基本面的指标在中频周期上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除此之外，A股市场中，量价因子其实是我们和其他发达市场的最大区别，它在A股市场中是最有效的组成部分，尤其适用于偏中短周期的收益预测会更有效。因此，中频策略实际上承载了因子开发的性价比、多样性和均衡性。由于换手率和交易延迟不高，策略容量变大时，收益下滑速度较慢。这使得这个策略在竞争中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这也是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做这种中低频策略的原因，因为均衡化的因子适合均衡化的配置策略。目前我们的策略非常均衡，对基本面类因子和加量类因子都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
　　自2022年开始，我们进行了较大的策略迭代，包括因子研究、因子整合以及风险控制。期间，我们还对指数增强和绝对收益类产品的风格、行业和个股的风险敞口进行了收紧，整体波动率得到良好控制。在紧张的风控条件下，由于我们有更均衡的因子配置和更深入的因子研究，虽然波动率降低，但2022年的收益仍然具有竞争力，这表明我们新策略框架的有效性。
　　提问：公司受到海外机构投资者的青睐，这在市场上是不太常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黄铂：量化在境外发展得比较早，境外比较大的对冲基金，很多大家可能也都听过，那么真正意义上这些对冲基金有多少在做A股的量化策略？如果我们把时间窗口拉回到2018年，确实非常少。
　　这一现象有几个原因：首先，A股市场可能跟其他市场的交易规则比较不一样，这就意味着很多在其他市场上花了很多年去开发的一些策略是没有办法直接在A股量化来直接用的。即使对于深耕海外市场很多年的传统的头部量化机构，让他回来做A股，其实也是一个从零开发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时间成本。
　　其次，绝大多数量化对冲基金进入一个市场，他们第一个策略肯定是绝对收益类的策略，提到绝对收益类的策略就肯定需要对冲，要把市场和他不想要的风险给对冲掉。A股市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对冲的成本，2016年、2017年、2018年其实都非常高。
　　比如说我如果想把中证500的风险给对冲掉，我们用股指期货去对冲，早些年年化的最终成本可能要花10%-15%，甚至更高。对于境外机构来讲会面临一个问题，首先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策略，从零开始，这个策略在运行的时候每年要花超过10%的成本才能把对冲策略完整地跑出来，这就意味着在多头端如果跑不赢指数10%的话，策略大概率要亏钱。
　　考虑到这样的时间成本和对冲之后的成本风险，虽然海外的量化机构独立开发A股策略做了很多年，其实绝对意义上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找一家深耕于国内，在A股量化做了很多年，已经知道怎么做，而且又比较契合他们投资框架跟风控框架的管理人，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们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香港公司，在后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接的境外机构非常多，陆续对接了超过400家，线上和线下的路演应该是100场到200场。很多时候是别人找到我们，因为2018年、2019年的时候，境外有很多有关量化的会议，当时大家一致的共识就是“A股市场是全球量化市场唯一一片蓝海”。这一说法放到那个时候其实是不为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比较早的有代表性的国内量化管理人能走出去。
　　时间点是契合的，再加上整个团队有非常强的海外背景，包括我本人，包括香港公司的CEO，包括之前的公司合伙人，都是美国本校毕业，也都在美国的量化对冲基金从业过很久。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对投资的认知，跟境外很多机构有高度的一致性，沟通的成本也更低一些。
　　在2020年，我们境外的量化规模增长了接近30亿人民币，为什么这一年增长这么多？在量化在境外做。外资来做 A股量化策略的话，绝大多数时候他会在香港成立一个账户，通过北上的方式来参与。在2019年年底前，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把A股的量化策略完全移植在香港来做的，因为通过北上的方式来做，你交易的股票池是不一样的，只能交易沪深港通大概1300只到1400只股票。
　　所以无论你在A股跑什么样的策略，外资机构都面临着没有办法完全复制策略的问题。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中资的券商、外资券商开始通过各种收益互换的方式，达到哪怕从香港也可以交易整个A股股权市场，从那一刻起，真正意义上可以把A股多头端的任何策略搬到香港来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两个策略才有了高度的一致性。
　　2020年我们势头比较好，但2021年遇到了疫情，境外机构一般投资 A股量化策略需要到现场来进行定调，所以在这方面受到了一些冲击。我们在香港的这部分规模在2020年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到了今年会有一些增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