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欧美银行业出现的危机部分源自政策的“大收大放”，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一直坚持稳健货币政策。针对中小银行的发展，曾刚认为，要注重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在一些支持工具退出时要做到“有序”。
　　精准拆弹压降风险
　　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稳步推进
　　总体来看，金融稳定工作在精准拆弹、改革化险、抓前端治未病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
　　以市场较为关注的推动高风险机构精准拆弹工作为例，根据本次《报告》披露的2022年第二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全国高风险机构数量较峰值已压降近半，现有366家高风险机构总资产仅占全部参评机构总资产的1.55%。
　　分机构类型看，大型银行评级结果较好，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的评级结果较好，而部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一定风险。其中，66%的城市商业银行分布于“绿区”（风险等级较低），但也有13%的城市商业银行为高风险机构；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217家和118家，数量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2%。
　　这一评级被视为我国早期纠正机制的一个重要参考。在业内人士看来，风险的发生往往“有迹可循”，体现为某些指标的异常变动。不断完善风险识别指标体系，通过对银行经营指标异常的分析发现风险苗头，并及时进行风险提示，有助于推动银行在日常经营中整改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进一步升级。
　　“息差收窄、资金成本较高、运营效率偏低等因素切实影响着中小银行的健康发展。”曾刚建议，要规范市场竞争，真正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服务，此外，还要关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
　　娄飞鹏则认为，中小银行风险区域分化特点明显，在总体上推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同时，需要针对区域风险分化的特点强化对重点地区的风险疏导。他强调，数字化转型是银行发展的必然方向，由于在转型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员投入，中小银行在这方面不具有优势，从而形成对外部有较大依赖的问题，建议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引导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进行技术输出，提升中小银行数字化发展能力。
　　本次《报告》也提出，中小银行要合理借助外部资源推进数字化转型，优化中小银行与科技公司的合作模式。同时，《报告》还要求明确双方的权责边界，强化中小银行在合作中的自主经营能力，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坚持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环节不外包。
　　构建更加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提出，也要清醒认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供应链和国际贸易受阻，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屡创新高，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不容忽视。
　　国内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消费复苏动能较弱，稳出口难度增大，结构性通胀压力加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凸显，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呈现区域集中特征。
　　这要求我国不断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本次《报告》提及的一个重点就是出台金融稳定法、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维护金融稳定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如何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支持。”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在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多变、金融稳定面临一定挑战的情况下，我国应尽快出台金融稳定法，弥补金融稳定的法律短板，从法律层面明确维护金融稳定的原则、目标和要求，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推动我国金融业长期健康稳健可持续发展。
　　在董希淼看来，我国已经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部分金融行业也建立了一些行业性的保障基金，比如保险保障基金、信托业保障基金等。“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覆盖面会更广，有助于拓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资金来源，在存款保险制度之外建立起更加市场化的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他表示，应通过完善相应法规使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具有法律效力，资金筹集、管理、使用等有法可依。同时，还要明确各方职责，例如完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认缴机制等。
　　娄飞鹏认为，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把所有金融活动都纳入金融监管的同时，针对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不断完善举措。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