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宣布关闭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FRC），并指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作为接管人，同时接受摩根大通对第一共和银行的要约收购。这标志着美国此前应对危机的举措整体失效。此轮美国银行业危机正进入深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亟待加强政策反思，出台更具实效的应对举措。
　　分析显示，导致美联储前期应对措施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对快速大幅加息场景的压力测试不足，高估中小银行的适应能力；对经济指标的滞后效应认识不足，货币政策依赖的核心指标体系部分失真；忽视危机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协同应对；对新媒体直播时代的存款挤兑机理认识不清，未能及时有效稳定公众预期。对我国而言，应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引以为鉴，及时强化政策协同形成合力，适应性研究优化存款保险制度，加强前瞻大数据监测，提高民众金融安全意识。
　　第一阶段危机应对举措未达到预期效果
　　第一共和银行倒闭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联储联合救助措施无力挽救第一共和银行。硅谷银行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第一时间推出了银行定期融资计划（简称“BTFP计划”），未能阻止第一共和银行股价下跌、存款流失。为此，监管机构推出联合救助措施，摩根大通等11家机构共提供300亿美元存款支持
　　[1]。这些综合措施仅仅暂时缓解、却无力化解其面临的巨大危机。4月24日，第一共和银行一季度财报显示其存款仅剩1045亿美元，降幅达危机前的41%，引发新一轮恐慌挤兑，最终被FDIC接管和出售给摩根大通。
　　尚不到年中，2023年就已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银行规模最大的一年。第一共和银行是2023年被FDIC接管的第三家银行，总资产规模达2134亿美元，是美国第14大银行。截至5月1日，美国倒闭的银行资产规模达到5485亿美元，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间倒闭银行的总资产（3736亿美元），也超过了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倒闭银行的总资产（5445亿美元）
　　[2]。
　　美国银行业危机仍未解除警报，风险仍在蓄积
　　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3月8日到4月19日，美国商业银行存款累计下降4012亿美元（下降2.3%），其中，中小银行存款下降2130亿美元（下降3.8%）。特别是在第一共和银行被接管后，同样集中了风险资本和科技公司大量无保险存款的西太平洋合众银行（PacWest Bancorp）等区域银行的储蓄资金流出还在持续。由于“存款搬家”，阿莱恩斯西部银行（Western Alliance Bancorp）等区域银行的股价也出现了大幅波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压力测试指出，如50%未担保储户取款，将新增186家（4%）银行面临倒闭风险。如所有未担保储户均取款，将新增1619家银行（占比33%）无法偿付，预计约2.6万亿美元担保存款（总存款的15%）将受到波及。
　　第一阶段应对举措不及预期的主要根源
　　可以认为，第一共和银行的破产标志着美国此前应对危机的举措整体失效。此轮美国银行业危机正进入深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亟待加强政策反思，出台更具实效的应对举措。
　　对激进式加息的压力测试不足，高估了中小银行的稳定性
　　美联储此次超常规加息之前，忽视了长期“宽货币+松监管”环境对银行经营的重大影响，压力测试出现了重大偏误。一是低估激进加息情景下，银行固定利率和长久期资产配置过多可能导致大额亏损。当前美国银行体系中的固定利率且长久期资产的配置占比较高。
　　[3]美联储的快速大幅加息，导致银行资产特别是长久期固定利率资产出现减值损失。据NBER测算，2022年四季度相较于2022年一季度，美国银行体系的资产损失中位数为9%，其中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减值损失为4.6%，而大型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减值损失为10%，小型银行为9.1%，中小银行成为流动性紧缩阶段的薄弱环节。二是低估激进加息情景下，存款利率过低可能导致资金从银行体系大量流失。2023年1月4日至5月3日，美国商业银行体系存款共计下降6619亿美元（相对1月4日下降3.7%）。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由于存款流失情况超预期，触发股价进一步下跌，使得银行脆弱性上升。
　　对经济指标的滞后效应认识不足，导致货币政策监测指标部分失真
　　在经济宏观传导机制发生大变化的条件下，美国原有的利率指标，失业率指标、通胀指标出现一定的滞后，可能引发美国货币政策制定出现系统性误判。特别是在超常规快速加息过程中，加息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与传导，会因宏观条件的改变产生明显的不对称性与滞后效应，导致加息的负面效应更快地传导到金融体系，却更慢地传导到实体经济。
　　一是忽视固定利率产品形成的实体经济“利率锁定”效应。银行的资产对应的是实体经济的负债，企业和家庭部门通过长期和固定利率的借贷方式，锁定了低利率。因此，在美联储激进的加息周期中，企业和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剧烈上升的偿债压力。
　　[4]以标普500非金融公司债券到期分布来看，2023年到期的金额仅占存量债务的5%，到2024年才会升至10%。所以，即使联邦基金利率持续在高位，最早要到2024年之后，企业和家庭才会感受到明显的高利率压力。
　　二是忽视劳动力市场的综合变化引发的“就业锁定”效应。由于美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
　　[5]，新冠疫情导致劳动力退出和妨害劳动效率
　　[6]，移民政策抑制低收入人口流入
　　[7]，以及疫情改变人们就业和消费观念
　　[8]，综合导致了美国低收入劳动力供给长期不足，引发了美国劳动密集岗位空缺大幅增多，掩盖了其他行业的失业。典型的例子如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3年2月，美国的休闲、零售等行业的就业岗位大量增加，掩盖了金融业、制造业，以及技术含量高的信息行业的裁员。
　　三是忽视地缘博弈、全球产业链重塑引发的“通胀锁定”效应。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原有各国生产和供应受阻，全球供应链难以有效协作，各国防疫政策和复工程度不同，运输成本快速攀升。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引发的全球贸易冲突，再度重创尚未恢复的全球供应链，对全球通胀“火上浇油”。这些供给侧因素对通胀的影响很可能比需求侧因素冲击更加持久，也更难以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因此导致了通胀的“顽固”。
　　对BTFP等流动性救助举措过于自信，忽视危机时期的金融稳定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应对
　　美联储当前阶段以抗击通胀为核心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事实上引发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而对流动性救助举措的过度自信，又强化了政策之间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联储的金融稳定政策并未和货币政策形成合力。美联储既要通过BTFP政策援助危机中的银行，但是货币政策又要持续加息，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资产和负债端的“失血”。另一方面，美联储和财政部门的配合还不够。美国财政政策当前对银行体系的支持还远不足，而且近期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又一次爆发，短期会冲击美国国债市场，引发利率上行，又会加剧美国银行体系的风险问题。
　　对新媒体直播时代的存款挤兑机理认识不足，导致公众预期管理机制改进滞后
　　此次硅谷银行为代表的银行挤兑风险，呈现出社交媒体驱动
　　[9]，挤兑压力几何式暴增的新特点。NBER在2023年3月调查近5000家美国银行后发现，有500余家银行的资产损失比例超过硅谷银行，但至今仍未倒闭。而第一共和银行的资产浮亏仅占所有者权益的三成左右，远低于硅谷银行，却也遭到了挤兑危机。
　　正是社交媒体的高度曝光，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型挤兑压力。根据Lunar Crush提供的“社交网络参与度指数”，3月9日，硅谷银行热度单日上涨255倍，当天硅谷银行流出的存款量是2008年原印地麦克银行（IndyMac Bank）和达拉斯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 of Dallas）遭遇挤兑时存款流出峰值的45倍与350倍。3月10日，硅谷银行一天就收到了约1000亿美元的提款申请，相当于单日存款流出57%，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巴塞尔协议III假设的流动性压力测试要求，即1%以下的单日存款流出
　　[10]。在硅谷银行前所未见的挤兑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显然并未及时认识到新媒体直播对挤兑的巨大影响，未能及时开展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评估和反思，导致第一共和银行也出现了类似的挤兑问题，并引发倒闭。
　　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一是应强化危机时期的政策协同，重视形成政策合力。在正常时期，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可以相对独立决策，但进入危机时期后，政策的交互影响将强化，提高政策协同成为必然选择。为此，应建立金融危机阶段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政策效果的联合探讨，实施政策外溢效应评估，及时调整不合时宜的关联政策，使得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等宏观政策更具一致性、协同性与有效性，将政策意图更加清晰地传递到市场主体，稳定市场和社会预期。
　　二是应继续优化存款保险制度，切实防范危机时期的“存款搬家”。在此次银行危机时期，美国现有的存款保险制度仍然无法破除“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并可能导致公众将高于存款保险额度的存款从中小银行“搬家”至系统重要性银行。一旦这种“存款搬家”影响到了中小银行的稳定，就会引发公众对小银行失去信心，造成挤兑和倒闭。建议借鉴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经验教训，研究差别化的存款保险额度体系，完善存保基金对中小银行存款增信机制与快速救助渠道，保证多数情况下能够将“存款搬家”影响降至较低水平。
　　三是应重视防范新媒体直播的“放大效应”，提高全民金融安全意识。此次美国银行危机表明，新媒体直播的极广极快传播能力，一定程度会放大银行的挤兑效应。如硅谷银行损失爆发时，推特上意见领袖的讨论，现场排队取款的直播，引发了指数级增长的网络讨论热度，大大加快了硅谷银行的挤兑进程。为此，建议进一步提高全民金融风险意识，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递，要有前瞻的引导，完善金融负面舆情的快速处理机制，避免负面信息通过新媒体传播引发金融恐慌。
　　四是应强化前瞻性大数据监测框架的建设。著名科技企业家马斯克近期指出，根据其旗下企业的大数据，可以构建经济的“实时信息”，比美联储的监测指标更加真实准确。在宏观经济出现转折的时期，需要更加实时、准确和有效的指标体系。现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可以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参考，应充分利用一些有效的大数据，提炼出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关键领域的大数据监测统计指标体系，实现经济监测领域的“弯道超车”，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准确的前瞻参考。
　　注解：
　　[1] 3月17日，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各存入50亿美元无保险存款，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各出资25亿美元，PNC金融服务集团、纽约梅隆银行、Truist Financial Corp、美国合众银行、道富银行各自出资10亿美元。
　　[2] 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期全年共25家银行倒闭，资产总和3736亿美元，2009年倒闭银行合计资产1709亿美元，合计5445亿美元。经通胀调整后，三家今年倒闭的美国银行总资产为5320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高峰时倒闭的美国银行资产总和5260亿美元。
　　[3] 根据FDIC数据，5年期以上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升至2022年四季度31%。资产规模2500亿美元以下中小银行的长久期资产占比更高。美国企业债、住房按揭贷款多数均为固定利率。
　　[4] 2020年、2021年企业债发行金额处于历年来较高水平，又以长期限债券居多。
　　[5] 2022年10月份美国总体就业参与率回升至62.2%，仍然低于疫情前水平（63.4%）。
　　[6]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22年上半年，美国生产力指数半年时间内的下滑幅度为1947年有数据记录以来最大值，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需要更多人或更长时间来完成。
　　[7] 由于美国移民政策叠加新冠疫情扩散阻碍人员国际流动，美国人口年净迁入数从120万锐减至60万左右。
　　[8] 美国调查显示，新冠疫情冲击使得人们就业观念改变，普遍对闲暇的评价更高，要求更高薪资，并且这一观念还因欧美福利社会体系以及疫情爆发后的防疫救助计划而放大。
　　[9]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Mark Warner称“硅谷银行倒闭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交媒体驱动的银行挤兑事件”。
　　[10] 巴塞尔协议III使用流动性覆盖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监测与管理流动性风险。LCR的分子端是高质量流动性资产金额，分母端是承压情景下银行未来30天资金流出金额，存款流失量记录在资金流出金额中。巴塞尔协定III假设的情景是把30天存款流出率均摊至每一天，单日存款流出率一般低于1%。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