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李相辰
　　平台经济发展至今，已成为一个包含线上线下、就业创业、生产消费、创新转型等主要经济活动的大议题。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是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中的重要主体，其以数据要素与信息技术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在引领数字产业化飞速发展的同时，帮助传统产业攻克数字化转型、产业升级等难题，在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各个方面，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然而，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平台信息大规模泄露、平台金融服务监管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安全问题。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其带动就业创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等作用。那么，如何引领平台经济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充分发挥其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作用，在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中，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贡献力量，值得深入思考。
　　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平台经济以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数字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平台作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最小单元，由数字化平台企业在连接中寻找并提供数字化服务，并依托网络效应，进行价值创造与增值，从而形成覆盖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数字化平台生态系统，最终生态系统之间的交织融合构成了平台经济。在平台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其凭借连接万物的属性催生出了诸如电商、金融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一系列数字化服务新业态，在带动就业创业的同时，进一步拓宽了消费市场，并且以数字化技术颠覆传统生产、服务模式，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实现全球连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大幅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首先，从平台经济整体规模来看，我国数字平台市场价值由2015年的4.97万亿元上涨至2022年的33.4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2.92%，在国际格局和形势发生剧烈动荡和变化，经济发展遇到疫情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下，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持续取得新突破，展现出强大韧性，持续向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目标迈进。从平台数量上看，截至2022年底，我国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254家，相较于2015年新增190家，平均以每年新增超27家的速度快速扩张，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平台的力量。(见图）
　　其次，从平台消费情况看，2016年至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31.58万亿元上升为2022年的43.97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由5.16万亿元上升为13.79万亿元，占比由16.33%增长至31.35%。在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居民消费水平整体下降的情况下，网络零售总额占比由26.06%上升至30.00%，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为疫情时期居民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我国消费贷款余额（不含住房贷款）从2016年的5.9万亿元上升至2021年的16.6万亿元，从短期消费贷款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来看，其从2016年的15.52%提升至2022年的21.15%，短期消费贷款的增速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说明消费金融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市场消费意愿，释放消费潜力，为消费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再次，从生产效率看，2023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至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从1.66上升至1.75，提升了0.09，而同期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由1.29提升至1.35仅提升了0.06，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起到支撑、拉动作用，成为整体经济效率改善的重要支撑。
　　最后，从就业情况看，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平台企业创造净就业约2.4亿人，为当年约27%的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此外，报告指出了平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双模式”机制，即内涵式创造就业与外延式带动就业机制，数据显示，2021年平台内涵式创造就业的规模是其当年提供就业机会的96%，这说明平台经济通过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了我国高质量充分就业。
　　推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全面推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为平台企业创造了新机遇。一是党中央前瞻性部署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为平台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十三五”时期，党中央敏锐察觉并把握住了数字化转型的历史机遇，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信息基础设施全球领先，形成了高效的信息传输、低价的算力成本、庞大的网络用户体量，为平台企业提供高质量数字服务奠定了基础。
　　二是政府部门加强与平台企业的数据共享，为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数据要素保障。政府部门作为对接社会公众的核心部门，其掌握了海量数据。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指出，要持续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共享，加大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放力度，以支持平台提升管理水平。在政府数据要素支撑下，平台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其数字技术优势，持续优化数字服务供给水平，激发中小平台企业的创业活力，促进平台市场形成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为其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三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平台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建设，以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2021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了全世界第一份关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指南《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国反垄发〔2021〕1号），明确提供了平台的相关概念、基本原则、相关市场界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为全世界平台反垄断提供行为指南。此外，自2017年以来，我国平台法律和政策制度体系也逐步健全，相继颁布实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修订“反垄断法”，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在明确的反垄断指南和健全的反垄断法体系下，各类平台企业公平竞争，百花齐放，为我国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推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大矛盾。一是平台经济市场模式特殊性与平台垄断倾向性的矛盾。平台经济由于网络效应、规模效应、锁定效应等特征的存在，极易诱发市场垄断。具体而言，平台企业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借助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持续扩大市场规模，在获取大量数据要素得以持续优化自身算法模型提高服务质量，形成其核心竞争力后，中小平台则会逐渐被其蚕食。而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平台企业在优化自身服务时所花费的成本远低于所服务客户数量的增加。而为维持自身现有市场规模，平台企业通过“二选一”等策略不断加深对生产端与消费端用户的绑定，最终借助数据垄断、价格操控、算法控制等行为牟取超额收益。
　　二是平台资本短期逐利性与长期持续发展的矛盾。平台企业在发展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以迅速战胜竞争对手，形成垄断优势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而其自有资本不足以支持平台发展所需要的投资。金融资本青睐投资平台企业的原因无外乎在战胜竞争对手后，平台企业能够依托垄断性市场地位，赚取超额收益，实现资本的增值。这导致金融资本在投入大量资金帮助平台形成垄断优势后，需要用平台营收偿还自身投资本金并快速实现投资回报，开始新一轮资本扩张。这样，原本能以合理定价持续服务广大用户的平台企业，因金融资本的短期逐利性，迅速拉升服务供给定价至垄断价格，侵蚀消费者剩余而满足金融资本逐利性，其结果是受到监管机构处罚。
　　三是平台金融服务创新普惠性与金融风险监管的矛盾。平台企业凭借自身数据、算法、用户规模等优势，不断拓宽自身业务至金融领域。金融科技类平台以大科技信贷等创新性数字技术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使那些被传统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长尾群体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率。然而，此类平台管理者由于金融经验相对不足，缺乏对金融风险的感知与管控能力，在经营过程中无法避免地积聚了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市场风险。并且由于资本自身发展的盲目性和逐利性，部分平台在扩张过程中所开展的金融业务明显违背经济金融学常识，为传统金融体系制造了极大隐患，而平台生态共通共融的特性又极易使其风险外溢至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放大了整体金融风险。
　　四是平台企业大数据收集必要性与数据使用违规性的矛盾。数据要素一直是平台发展的核心基础。在平台初创阶段，平台通过数据采集等技术对其生产端与消费端用户的生产、采购、消费、浏览等行为记录进行捕捉，并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其习性以优化自身服务。在进军新经营领域时，平台也可以利用积累的海量用户数据作为战略性的资源投入，获取新领域的垄断地位。然而平台企业的数据使用却有可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如数据垄断和数据泄露。 〉〉〉〉11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