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围绕促进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和国际合作、全力以赴促进“3060”目标平稳实现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均居世界前列。”易纲谈到。
　　实现“3060”难点在于降低绿色溢价
　　易纲指出，实现“3060”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减少碳排放，难点在于解决碳排放负的外部性问题，降低绿色溢价。
　　“排碳增加了温室气体效益，但是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因此，具有重大的负的外部性。”易纲指出：“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实现‘3060’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
　　易纲谈到，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成本下降得很快，但是总的来看，绿色能源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
　　降低绿色溢价主要有两个渠道。易纲指出，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渠道是要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
　　实现“3060”目标应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
　　“实现‘3060’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则是中棒或者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易纲介绍。
　　截至2023年4月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余额近4000亿元，支持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大约67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具体而言，中央做出“3060”部署以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逐步丰富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同时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易纲进一步介绍，信息披露就是让社会知道谁排了碳、排了多少碳，社会各方面都能够测算并且验证排碳和减碳的行为。只有发挥了社会的监督作用，确保排碳数据的真实准确，才能防范洗绿、资金套利、项目造假等风险，其他一系列政策才有基础。
　　二是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发展。
　　“对金融机构向重点领域发放的碳减排贷款，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60%提供再贷款资金支持，利率为1.75%，精准直达绿色低碳项目。人民银行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到期要收回，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是自担风险的，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市场化的。”易纲表示，同时，接受人民银行支持的金融机构承诺对外披露碳减排贷款的余额、利率以及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且接受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
　　三是开展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工作，在2021年搭建了气候压力测试的基本框架，组织19家国内系统性重要性银行开展了针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航空、化工、石化、造纸等8个重点排碳行业的碳成本敏感性压力测试。
　　此外，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和转型政策，中国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地区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通过开展相关工作，金融机构管理气候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处理好减排和发展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节奏和力度更加合理。
　　上海未来可在绿色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先导作用
　　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推动了G20转型金融的政策框架，并在去年11月G20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峰会上得到了通过，为各方建立转型金融体系提供了指引。
　　易纲表示，气候问题具有全球性，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协同应对。“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是命运的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我们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引领金融的国际合作，特别是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
　　易纲认为，上海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所在地，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起步比较早，近年来，上海立足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阶段，提出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目标，率先推出了多个绿色金融产品，充分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力。
　　“近年来，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金融风险的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优质营商环境中心、金融人才中心的功能进一步增强。”易纲指出。“未来可以在绿色金融领域发挥更大的先导作用，人民银行将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加快绿色金融发展，助力上海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