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大战克里斯蒂娜·罗姆
最新信息
辜朝明大战克里斯蒂娜·罗姆
2023-07-04 06:54:00
就宏观经济学领域而言，对于美国“大萧条”的解析，对于如何有效应对经济衰退，我们仍未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1995年写道：对于美国“大萧条”的解析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的“圣杯”，但是，“我们尚未找到任何途径染指这座圣杯”。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得以问世，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诸多经验教训，一直以来都在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以及研究方向。”
事实上，自从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开创宏观经济学的新时代以来，涌现出了众多试图解释大萧条来龙去脉的不同见解，伯南克将这些努力称之为“令人着魔的智慧挑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项令人着魔的智慧挑战。为此，无数学者投入其中，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姆就是其中之一。
她在有关大萧条领域及如何应对经济衰退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中。在这篇论文里，她根据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数据，计算当时的财政乘数，她发现该数值很小。她更从当年联邦政府的政策文件中发现，1933~1941年间的8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都异常重视财政收支的平衡，“罗斯福新政”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几乎都是由税收补足，所以根本没有人想象中那么大的以赤字为代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整个30年代，美国的财政赤字在GNP的占比，都还不到1个百分点。有几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支表上，甚至录得黑字。这充分说明，罗斯福当年并没有真正实施以赤字为原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罗姆说，就算是有的话，由于财政乘数值很小，政策效果几乎微弱到不足以计的程度。
罗姆在论文中提到，大萧条的终结，主要应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述的那篇论文里，罗姆认为当时的货币乘数比财政乘数要大上3倍有多，也就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威力，远比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强大；1933~1941年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百分点跌至负10个百分点，这说明当时通胀率是很高的。
当然，罗姆也特别提及，促成这一情况的出现，并非美联储主动增加货币流通量。当时的货币量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战争因素增加，使得大量的欧洲黄金为避险而涌入的结果。当时美联储只是没有将这些黄金sterilize——即银行取得汇入的黄金后，据此扩大信贷而央行不加阻止——货币流量于是大量激增。因而，在罗姆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终结大萧条的唯一原因。
当然，对于罗姆的观点，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辜朝明则显然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位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虽然没有在论文中直接与罗姆商榷过，但在其《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一书里，却给出了与罗姆观点针锋相对的结论。
在该书中，辜朝明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和1990年以来的日本持续经济衰退。他写道：“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从来没有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概念。所以，几乎所有关于大萧条的研究，都立足于将问题归咎于资金供给方或者放贷方这一前提。”也就是着眼于货币政策。但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走出大萧条，全靠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反倒一点效果没有。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去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了，根本没有再投资的意愿，根本不会去银行借钱。
日本也是如此，辜朝明说，“正是由于政府增加了财政支出，才成功阻止了国民生活水准的快速下降。事实上，在损失了1500万亿日元国民财富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企业需求的情况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仍能维持在泡沫经济时期的最高点以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使这个奇迹成为现实的，正是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在辜朝明看来，正是得益于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多年，才得以成功阻止了日本经济末日的到来。
对于辜朝明的观点，持有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譬如我的朋友、幸福人寿的王家春博士对他评价就不高。对此，个人深表认同。原因则如11年前，我在《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一书第七章里所提及的，辜朝明一直认为应对经济衰退，货币政策一点作用都没有，必须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典政策——财政刺激，且必须是极大的财政刺激。于是问题来了，这么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政府有钱吗？没钱必须发债，而这么大规模的公债，私人部门消化得了？消化不了，怎么办？只有央行来购债，也就是债务货币化。这又绕到货币政策上了。
就这点而言，日本财经当局以极大的量化宽松来全力配合和支持极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逻辑上而言，无疑是对的，虽然我从未认同过。反倒是在应对方面，辜朝明的逻辑确实是一团浆糊。
至于罗姆的政策建议，则建立在货币政策必须处于长期极度宽松状态。就这点而言罗姆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2009年时，她曾发表过一篇题为《The Lessons of 1937》文章，文章写道：“因为美国直到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恢复充分就业，所以人们常认为大萧条的复原过程是缓慢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933年罗斯福执政，四年后经济复苏快得不可思议。GDP实际增长年均超过9%，而失业率也由胡佛时代的25%下降到1936年的14%。抛开二战，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快速而持久的增长期。”
但1937年至1938年间，第二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当时失业率又飙升至19%。导致这场衰退的最主要原因，罗姆认为“是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为了规避通胀，而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显然是一个不幸且鲁莽的决定”。
由此可见，就宏观经济学领域而言，对于美国大萧条的解析，对于如何有效应对经济衰退，我们仍未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1995年写道：对于美国“大萧条”的解析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的“圣杯”，但是，“我们尚未找到任何途径染指这座圣杯”。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得以问世，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诸多经验教训，一直以来都在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以及研究方向。”
事实上，自从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开创宏观经济学的新时代以来，涌现出了众多试图解释大萧条来龙去脉的不同见解，伯南克将这些努力称之为“令人着魔的智慧挑战”。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一项令人着魔的智慧挑战。为此，无数学者投入其中，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前首席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姆就是其中之一。
她在有关大萧条领域及如何应对经济衰退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中。在这篇论文里，她根据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数据，计算当时的财政乘数，她发现该数值很小。她更从当年联邦政府的政策文件中发现，1933~1941年间的8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都异常重视财政收支的平衡，“罗斯福新政”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几乎都是由税收补足，所以根本没有人想象中那么大的以赤字为代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整个30年代，美国的财政赤字在GNP的占比，都还不到1个百分点。有几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收支表上，甚至录得黑字。这充分说明，罗斯福当年并没有真正实施以赤字为原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罗姆说，就算是有的话，由于财政乘数值很小，政策效果几乎微弱到不足以计的程度。
罗姆在论文中提到，大萧条的终结，主要应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述的那篇论文里，罗姆认为当时的货币乘数比财政乘数要大上3倍有多，也就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威力，远比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强大；1933~1941年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百分点跌至负10个百分点，这说明当时通胀率是很高的。
当然，罗姆也特别提及，促成这一情况的出现，并非美联储主动增加货币流通量。当时的货币量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战争因素增加，使得大量的欧洲黄金为避险而涌入的结果。当时美联储只是没有将这些黄金sterilize——即银行取得汇入的黄金后，据此扩大信贷而央行不加阻止——货币流量于是大量激增。因而，在罗姆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终结大萧条的唯一原因。
当然，对于罗姆的观点，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辜朝明则显然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这位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虽然没有在论文中直接与罗姆商榷过，但在其《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一书里，却给出了与罗姆观点针锋相对的结论。
在该书中，辜朝明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大萧条和1990年以来的日本持续经济衰退。他写道：“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从来没有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概念。所以，几乎所有关于大萧条的研究，都立足于将问题归咎于资金供给方或者放贷方这一前提。”也就是着眼于货币政策。但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走出大萧条，全靠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反倒一点效果没有。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去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了，根本没有再投资的意愿，根本不会去银行借钱。
日本也是如此，辜朝明说，“正是由于政府增加了财政支出，才成功阻止了国民生活水准的快速下降。事实上，在损失了1500万亿日元国民财富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0％的企业需求的情况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仍能维持在泡沫经济时期的最高点以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使这个奇迹成为现实的，正是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在辜朝明看来，正是得益于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决定实行财政刺激政策，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多年，才得以成功阻止了日本经济末日的到来。
对于辜朝明的观点，持有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譬如我的朋友、幸福人寿的王家春博士对他评价就不高。对此，个人深表认同。原因则如11年前，我在《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一书第七章里所提及的，辜朝明一直认为应对经济衰退，货币政策一点作用都没有，必须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典政策——财政刺激，且必须是极大的财政刺激。于是问题来了，这么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政府有钱吗？没钱必须发债，而这么大规模的公债，私人部门消化得了？消化不了，怎么办？只有央行来购债，也就是债务货币化。这又绕到货币政策上了。
就这点而言，日本财经当局以极大的量化宽松来全力配合和支持极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从逻辑上而言，无疑是对的，虽然我从未认同过。反倒是在应对方面，辜朝明的逻辑确实是一团浆糊。
至于罗姆的政策建议，则建立在货币政策必须处于长期极度宽松状态。就这点而言罗姆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2009年时，她曾发表过一篇题为《The Lessons of 1937》文章，文章写道：“因为美国直到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恢复充分就业，所以人们常认为大萧条的复原过程是缓慢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933年罗斯福执政，四年后经济复苏快得不可思议。GDP实际增长年均超过9%，而失业率也由胡佛时代的25%下降到1936年的14%。抛开二战，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快速而持久的增长期。”
但1937年至1938年间，第二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当时失业率又飙升至19%。导致这场衰退的最主要原因，罗姆认为“是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为了规避通胀，而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显然是一个不幸且鲁莽的决定”。
由此可见，就宏观经济学领域而言，对于美国大萧条的解析，对于如何有效应对经济衰退，我们仍未找到真正有说服力的答案。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免责申明：
本站部分内容转载自国内知名媒体，如有侵权请联系客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