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俞超汪凡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是人民的共同期盼，生态环境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绿色则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在国家战略背景下，金融如何更好地助力绿色发展，发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
　　发展现状
　　（一）政策支持不断跟进，发展机制逐步完善。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十四五”规划不仅将绿色列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一环，文中还总计提到“绿色”50次，足以体现国家对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对绿色金融高度重视，是全球首个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之一，是世界绿色金融的重要推动者和践行者，并将绿色金融作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早在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证监会等七部委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并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2021年初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并将绿色金融列为2021年和“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人民银行初步确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2021年，人民银行创设推出两个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分别是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坚持“先立后破”，鼓励“两条腿”走路，在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支持煤炭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有为政府的高度引领和全力支持，是我国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的最大优势。
　　（二）绿色金融市场扩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在银行领域，随着绿色信贷政策的不断完善，绿色信贷规模不断增长。央行《2022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2.03万亿元，同比增长38.5%，比上年末高5.5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8.1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01万亿元，发行规模保持世界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表示，截至2022年末，碳减排支持工具已提供资金3000多亿元，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近6000亿元。在绿色债券领域，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国家。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绿色债券年报》，2022年境内绿色债券新增发行规模为8746.58亿元，中资机构境外绿色债券新增发行规模约1092.41亿元，截至2022年末，中国境内外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3万亿元。绿色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融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金融机构的转型升级，促进了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而言，截至2022年末，国有六大行的绿色信贷余额达12.55万亿元，相较于2021年末的8.68万亿元增长了44.6%。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万亿元（见图）。在股份制商业银行方面，截至2022年末，其中9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达2.20万亿元，相较于2021年末的1.62万亿元增长了35.5%。在绿色债券方面，中国银行2022年境内外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877亿元，为国有六大行之首，随后是交通银行，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300亿元，紧接着的是工商银行，境内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100亿元，境外规模达26.8亿美元。
　　随着政府政策支持和绿色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参与到绿色金融领域。国有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纷纷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推出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产品，同时也积极参与绿色投资。例如，中国建设银行为降碳效益显著的企业，优先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务与更优惠的融资成本，有力支持碳减排技术、煤炭清洁利用等领域项目建设，中国银行加大绿色服务、绿色贸易以及绿色消费领域的融资支持；中国平安、中国太保等保险公司也在绿色投资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交易所也为金融机构参与并服务绿色发展提供支持，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体系、研讨与国际保持一致的绿色金融标准、联合机构开展投资者教培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这些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参与，为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融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市场标准、运行模式的建立与金融机构的转型升级，促进了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生产不断推进，绿色转型有序开展。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绿色金融领域也在不断推进技术创新。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绿色信贷、债券、基金规模不断增长，绿色专利逐渐增多，金融机构识别气候风险，审核贷款资格，进行流程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场景越来越频繁。对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时效性、透明度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技术创新，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绿色金融的效率和可信度，进一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绿色债券的溯源和追踪，提高债券信息透明度和可信度，同时加强绿色信贷的贷前审核与贷后监督，改善绿色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数据和卫星遥感技术则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授信，并更好地评估绿色项目的风险和价值。此外，在推动工业绿色发展中，重视清洁生产与数字化升级，重点领域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2012年的48.8%提升至2021年的74.7%。与此同时，绿色金融领域还涌现出许多新的技术创新，如可持续金融评估、碳交易等，这些技术的不断推进，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2023年1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绿色工厂2783家、绿色工业园区223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296家，制造业绿色化水平显著提升。
　　现实挑战
　　（一）缺乏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力度。在环境保护方面，企业与监管部门、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真实准确且全面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能够减弱这种信息不对称，是实现政策传导、绿色发展的关键。近年来，发达国家在气候规则、环境披露方面的探索仍然较为前沿。2020年4月，欧盟在企业的绿色披露方面发布低碳基准法规；英国从2022年4月起，要求大型企业和有限责任合伙公司（LLPS）引入强制性气候变化报告规则，取代之前采用的自愿制度，以确保这些企业考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是二十国集团（G20）中第一个强制要求大型企业披露其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国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22年3月发布了针对在美上市公司气候信息披露规则的提案，要求在美上市公司报告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相关风险，这意味着强制要求编制并披露气候变化相关报告的趋势，将进入加速阶段，并将逐步进入监管视野。我国目前也进行了类似实践，例如2022年初，人民银行等四部委发布《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建立ESG评价标准体系；2022年1月，上交所与深交所更新《上市规则》，首次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相关内容；2021年5月7日，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和半年报中披露因环境问题收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等。但我国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仍存在不足，现行的条例与准则还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大，披露内容不够全，披露力度不够强的问题。目前我国监管机构主要是倡导企业对自身的环境信息进行披露，企业会在年报中多少提及，但这部分披露的数据很少，投资者与监管机构很难从有限信息中判断企业在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方面作出的实质性改变，不利于企业的融资以及绿色金融政策的优化设计。
　　（二）政策在转型上力度的把控与效果的落实存在困难。银行信贷是我国企业目前最重要的融资来源，现有相关的绿色金融政策也主要围绕银行贷款制定，如2012年2月，原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发〔2012〕4号），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绿色经济的信贷支持和环境风险的管理。随着绿色监管的增强，银行将提高不减排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也会据此重新制定生产与发展战略，减少自身污染排放。然而，政策减排效应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大公司通过绿色投资，采取生产线改进、污染处理升级等减排技术的提升来降低排放强度，而小公司则通过减少生产实现减排。在2021年，有些地区实行“运动式”减碳，对待“双碳”战略存在“喊口号”“急转弯”等问题，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与就业，危及当地绿色发展。如不能处理好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引导绿色技术进步，“双碳”目标也将难以推进和实现。
　　（三）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随着绿色金融的不断发展，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也逐渐形成。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建设，构建多维度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在产业方面，国家发改委印发《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进一步厘清产业边界，引导金融支持推动绿色发展最重要的产业；在债券环境效益方面，中央结算公司发布《中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信息披露指标体系》，为量化债券募集资金的环境贡献，提供标准指标体系；在外部评价方面，财政部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人民银行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等，为银行等市场参与者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和规范；在自主设定方面，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也在自主范围内，开展了相适应的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工作，为指导试验区绿色金融实践作补充和支持。但是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标准化程度还不够高，仍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首先，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普遍适用的标准体系。各部门之间也存在标准不一致、分类不够细致清晰、责任划分不够明确的问题，标准体系的制定和实施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次，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可操作性还有待提高。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制定需要考虑到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目前一些绿色金融标准难以落地实施，主要原因是标准体系的制定过于理论化，缺乏实际操作的考虑。因此，需要加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实际操作性，使其更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再次，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评估方法还需进一步研究。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评估方法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评估方法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评估方法需要考虑到绿色金融的特殊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市场需求和监管要求。
　　相关建议
　　（一）秉持循序渐进的发展步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绿色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切忌忽略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况，盲目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搞“运动式减碳”。绿色发展需与经济发展进程相适应，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实现协调发展，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寻求最佳的平衡点。目前中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对于绿色发展应当在科学部署的框架中稳步推进，应在“1+N”的政策体系下，在碳减排的约束框架内，积极响应号召，科学设计政策，充分引导产业，向着绿色生产、绿色转型稳步迈进。
　　（二）完善绿色标准建设，加强信息披露质量。绿色标准建设是指制定和实施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产品和服务的标准体系。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绿色标准建设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重视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产业，进一步完善绿色标准建设，加强信息披露质量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政府应该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制定更加严格的绿色标准。例如制定更加严格的废水、废气排放标准，推广绿色产品和技术，以减少污染和资源浪费。其次，加强绿色标准的执行力度。制定标准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标准的执行。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对企业的环保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进行处罚，以强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再次，加强绿色标准的信息披露。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外界传递信号的重要途径，反映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和认可程度，进而关系到企业声誉和企业融资约束，这对企业本身也是有利的。同时，有关机构也应该加强绿色标准信息的披露，要求企业公开环保数据和报告，及时向公众披露环保情况，增强企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督促企业绿色环保等社会责任承担。最后，政府应该对企业的绿色评估和认证提供支持，譬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21年1月1日起实行的绿色和可持续性贷款授予计划（GSLS），通过聘用独立三方顾问公司来审核公司提供的绿色和可持续性贷款项目。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式，帮助企业取得客观的外部评估，确保其中涉及的绿色标准符合国家以及国际标准，并对企业在获得外部审查和形成报告时产生的费用予以抵消和减免，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三）丰富绿色金融产品。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愈发重视绿色金融这个新市场，与绿色金融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研发将愈来愈重要。目前中国市场上绿色金融产品形式包括信贷、存款、公募基金、债券等多种类型，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出创新性的绿色金融产品，进一步推动我国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的建设，为投资者提供新型投资渠道的同时，加快整合区域碳金融市场，动员更多资金流向低碳、环保、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支持绿色发展。此外，应进一步加强碳交易市场的开拓，丰富碳市场交易工具、碳市场融资工具和碳市场支持工具的研发设计，从而帮助企业降低在绿色转型中承担与面临的风险，引导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创新，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变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软着陆。
　　（作者彭俞超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汪凡智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