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幢风姿挺拔的超高层塔楼比肩而立，通体晶莹的几何玻璃幕墙散发着钻石般的光芒，成为深港大道尽端的焦点，继而将视线引向湛蓝的湖心以及更远处深邃的海洋。
　　这座造型简洁而充满现代感的建筑，是上海中银金融中心建成之后的模样。再过两个月，双子塔将如期封顶，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上海临港自贸区的标志性门户之一。
　　沙里宁说，建筑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负。在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上海中银金融中心无疑承载着连接中国与世界、通向繁荣与发展的宏大梦想。
　　而在它外表独具特色的斜撑结构设计风格之下，不仅延续了中行几幢标志性建筑一脉相承的符号特征，也传递着中国民族金融一以贯之的恒久精神内含，映射出“百年金融老店”与一个家族几代人的不解之缘。
　　百年不解之缘
　　他，生于银行世家，永远一丝不苟的头发、小圆眼镜、西服套装，但他没有子承父业，最终成为华裔建筑师的领袖人物，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他，一生杰作无数。法国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得梅因艺术中心……无不是惊世之作。但在他心里，中银香港大厦和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始终是最特别的存在。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于中国广州，祖籍苏州。他的父亲贝祖贻是中国外汇制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银行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贝氏家族与中行的不解之缘由此开启。
　　贝聿铭一岁的时候，贝祖诒牵头筹设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正式营业。60多年后，当贝聿铭收到来自中国银行关于设计香港中银大厦的邀请时，正是父亲去世的前夕。
　　1985年，年近古稀的贝聿铭在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的设计中获得巨大成功。同年4月，中银大厦破土动工，以4天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到1989年建成时，这座超级大厦当仁不让地成为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北美地区以外最高的摩天大楼。
　　对贝聿铭来说，设计中银香港大厦倾注的心血和感情不言而喻，这既是对父辈的致敬和传承，也是对中国的祝福和希冀。
　　贝聿铭曾说：“在我的身上有两个世纪并存，我在进行建筑设计时会不时回忆起我的出身背景，不这样做是很困难的。”而在建筑大师巴拉甘看来，这就是乡愁。或许这也是贝聿铭设计灵感的源泉。
　　与香港相隔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这个充溢家国情怀的建筑故事在继续上演。
　　1994年，贝氏父子联手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楼时，贝聿铭已经年近80岁高龄。不过，因为家族与中国银行之间的渊源，他决定完成这座“大房子”。
　　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成就了贝聿铭独一无二的设计理念，曲折的墙体线条、抽象的几何图形、立体的空间布置——尽管无不透出现代主义的气息，但硬朗的外表下，却包裹着一颗“中国心”。
　　步入中行总部大厦开阔的厅堂，仿若置身中式园林。采自云南的山石婉立清浅池水之中，青翠的杭州毛竹在这里婷婷成林，光线透过屋顶的玻璃天窗倾泻而下……山、石、水、池、竹、窗一步一景，相映成趣，一派古香古韵的东方意境。
　　时至今日，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仍是繁华长安街上最引人注目的金融风景。这座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历时近7年建造而成的大楼，不仅是世界最大的银行建筑之一，也是贝聿铭携儿子贝建中、贝礼中联手打造的“收山之作”。
　　寻觅尘封的往事
　　“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寂，只有建筑还在说话……”这是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的名言。
　　上海。一座建筑，掀开了贝聿铭家族与中国银行一段尘封的往事，也恰如其分地对接上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史——
　　十里洋场，曾经是西方冒险家的天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鳞次栉比，占据了黄埔江畔的天际线。
　　1927年，中国银行将总部从北京迁到了上海，贝祖贻也由香港调到上海，担任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外汇部主任。当时，整个上海作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西方银行可谓帆樯林立。
　　这让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有一新式建筑，方足象征中国银行之近代化，表示基础巩固，信孚中外。”
　　1934年9月，中国银行正式成立了大厦管理处理事会，负责大厦的建造事项，贝祖贻出任理事长。外滩23号原是德国总会大楼，后来中国银行购买了这栋建筑作为行址，想要在外滩建一座最高的楼。
　　然而，当地基完工时，隔街而立的沙逊洋行老板闻讯出面干预，说大楼不得高过沙逊大厦。贝祖贻很气愤，找工部局交涉，官司甚至打到了伦敦，但最终被迫让步。大楼落成之后，中国银行在楼顶竖起了两杆红旗，重新超越了洋行沙逊大厦的高度。
　　如今，站在外滩驻足仰望，平缓的四方攒尖式屋顶，铺以铜绿色琉璃瓦，檐下有巨形石质斗拱；大厦外窗饰以传统钱币形镂空花窗框，门楣上镶有孔子周游列国的石雕……浓郁的民族古典装饰艺术，与西方早期现代建筑风格相得益彰——这一刻，中西文化交融在建筑上达成了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彰显了中国银行大楼的雄伟刚健、庄严祥和。
　　遥想当年，作为外滩上唯一由中国人主持和设计的大型建筑，中国银行大楼的亮相惊艳了四方，被认为是中国金融力量的象征，寄托了中国人民美好的期待。时至今日，人们仍可在大厦的基层，看到一块奠基石稳稳地扎根于此。
　　时代变迁，贝氏家族与中国银行的渊源并未中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银行的代表敲响贝聿铭家的大门，邀请他设计香港中银大厦，而后，他与下一代一起完成了自己在长安街上的“收山之作”。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贝建中有些激动，“现在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贝家的第三代在为中国银行工作。”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建筑是有生命的，它虽是凝固的，却蕴含着人文思想。”贝聿铭的这句话，被纳入了建筑艺术的名言录。
　　二十余年前，在中国银行总部大楼刚竣工的年代，中国建筑界对于如何承接传统乃至中西建筑元素如何融汇贯通，尚处在摸索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当时建筑师的“哲思”，更引人深思。
　　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上方，16个金字塔结构组成了巨大的玻璃穹顶，整座大厦在拥有独立封闭空间的同时，又拥有极具视觉通透感的大堂，大厅主体色调为黄褐色，稳重的色彩与从屋顶的玻璃天窗泄入的日光相得益彰。
　　结构和建筑完美的融合，产生强烈的力量感，实现了艺术、历史和建筑的融合。大厅内，茂林修竹，台阁石山又为现代感的建筑注入了东方诗意，正如中国银行坚守的根植本土、面向世界的理想。
　　贝聿铭被认为现代派建筑代表人物，但他十分珍视建筑的民族性。“我们不能每有新建筑都往外看，中国建筑的根还在，还可以发芽。当然，光寻历史的根是不够的，还要现代化。有了好的根可以插枝，把新的东西，能用的东西，接到老根上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银行总部大楼的设计者，在二十多年前，就前瞻性地将环保理念融入建筑设计，成为低碳建筑的先行者。大楼主要建筑材料，如石材挂板与铺地、幕墙的金属与玻璃、金属吊顶板均选用了较为耐用的产品，并可回收后重新利用；建筑中占重量比例较大的几种材料，如混凝土、陶粒混凝土砌块、石膏板等均选用本地产品，大部分材料的运输距离未超过500公里……这些现在常用来降低隐含碳的选材思路，在当时集中力量建设的重点项目中十分先进。
　　中国银行总行大厦的设计工作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彼时，面对外界涌入的新材料、新技术，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根基的基础上，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现代建筑，是国内建筑师探索的热点方向。很显然，相较于同时代建筑，对于“如何传承传统”这个议题，贝氏给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案。
　　“一个好的建筑，往往经得起时间和审美变化，超越时空，回应人心。”贝聿铭这样说。
　　2015年苏州中银大厦落成，这是贝氏家族对家乡的一次回望。深厚的传统文化底韵与现代建筑艺术理念再一次碰撞出光彩夺目的火花——
　　传统的灰白主色调被充分利用，装设性的石材铺地以及河道边的步道、河岸亲水石阶被融入到景观设计中，苏州传统的水池造景在庭院中得以呈现。
　　苏州中银大厦承袭了传统苏州园林的重峦叠嶂、光影迷离的意境，但现代化的设计手法也对苏州建筑传统作出了重新诠释，线条干净利落，光影与景观交映成画。
　　建筑几何体框架、高大而充满日光的入口大厅、方格天花、室内石材贴面等，这些中国银行大厦项目中的设计元素，在苏州中银大厦建筑上一样也不少——清晰的建筑语言既是一种致敬，也是对贝氏建筑风格的传承。
　　诉说时代的愿望
　　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
　　如果说，当年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终究跻身于西方金融大厦之林，承载着一段中华民族顽强的金融抗争史，那么，如今，矗立北京长安街、香港中环的城市地标建筑，作为一脉相承的记忆载体，既是中国现代银行业变迁的时代缩影，也成为观察中国金融业历史发展的重要窗口。
　　1988年8月8日，香港中银大厦封顶仪式在维多利亚港海畔隆重举行。这座高达70层的新地标，正如贝聿铭所形容的——外形如同雨后春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希望和进步的象征。
　　如今，无论在港币、警徽、邮票、还是明信片上，处处都能找到香港中银大厦的影子——它俨然已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灵魂。
　　但是，大厦建设之初却是一波三折。彼时正处于中英双方谈判香港主权回归的关键节点，香港中银大厦的兴建，无可避免地被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很多年之后，贝聿铭合伙人、香港建筑师龚书楷回忆说：“其实这等于给香港人民打了一针强心剂，告诉他们，中国会保证香港继续繁荣稳定。”
　　在贝聿铭看来，香港中银大厦“不仅是一座建筑物，更是中国在国际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它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
　　贝聿铭还承诺，“银行大厦的西洋派头将不比任何其他建筑物逊色。香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它有技术也有办法建筑一幢现代大楼”。
　　为贝聿铭撰写传记的美国作者迈克尔·坎内尔（Michael Cannell）这样描述道：“贝聿铭所运用的是香港能够理解的象征手法。他让他那幢闪闪发光的方形尖塔坐落在三层楼高的花岗岩地基上，那笨重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基座与上面轻巧的塔楼十分笨拙地联结在一起，但它达到了表现尊贵与实力的目的。”
　　每天晚上八点，维港沿岸一座座高楼大厦一一亮起璀璨的灯光，全球最大型的灯光音乐汇演准时在这里上演，一度成为繁华香港特有的印象。而在五彩斑斓的光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银白色线条为主题的高楼，清冽醒目、超凡脱俗的光芒，勾勒出简约而沉稳的精神气质——那是根植于香港一个世纪的民族金融旗帜。
　　1989年，香港中银大厦落成，它成为了贝聿铭所有作品中最高的建筑。此时，贝聿铭的声望也在世界范围内达到顶峰。
　　34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中银大厦仍然是香港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更是中国银行跨入世界大银行之列的真实写照。
　　贝聿铭常说，“建筑其实就像生活的一面镜子，不断地反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01年，中国银行总部大厦落成，与香港中银大厦遥相呼应，仿若母子相望。两座独具匠心的建筑，在时代的洪流中，寻觅着深刻的共鸣。
　　有人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往往体现在建筑设计理念上。”当一座座经典建筑诉说着一家银行穿越世纪的成长故事，它其实也在勾勒着跨越时代金融发展的轨迹。
　　中国银行蕴含国际化基因，全球化发展始终走在中国金融行业的先列。迄今，中国银行境外机构已覆盖63个国家和地区，超1.1万家境内外机构，如同遍布在世界各地颗颗明珠，照亮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外国企业“引进来”的开放之路。
　　2021年，又一座气势恢宏的新地标开工建设。而寓意着主动探索与紧密合作的内含设计，注定让上海中银金融中心成为临港高速发展的里程碑，见证上海自贸区逐步成为全球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110多年间，中国银行建成于不同时代、布局全球、独树一帜的众多建筑，承载着自强不息、金融报国的精神梁柱，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金融支撑。而在近百年峥嵘岁月中，贝氏三代人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悟，融入一栋栋建筑，成就尊重历史、响应当下的不朽之作。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