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地处嘉定，筹建于1958年，1959年正式建校，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负责筹建，为上海市地方高校，是一所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20世纪90年代被并入上海大学。因为当时母亲在这里教授外语，作为教工子弟的我有机会在校园里长大。那里是我的童年乐园，也是我接受启蒙的开始。
　　我们日常住在市区和平公园对面新建的科大教师家属楼里，遇到寒暑假，我就跟着妈妈去嘉定。至今记得，驶向嘉定的学校班车上，大部分是妈妈的教研室同事。老师里还有德籍和日籍的外教。上车后，我总要“被迫”应付英语测验。与眼前的伯伯、叔叔、阿姨，先一对一口语问候，第一关好过，接着开始越问越难的句型和语法对答。我学的几句英语，哪里应付得了大学老师出难题面试？最后采取不予搭理姿态，以示抗议。
　　当时这所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位于嘉定城南门外，在大片农田里，醒目地竖立起围墙，以及围墙里的低层校园楼房。教师宿舍与家属区，建在围墙外面，要穿过一大片菜地才能抵达。每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大人们早已去上班，宿舍楼里就剩下我们这批跟着父母来度假的孩子，在大孩子的带领下，我们悠闲地去校园食堂就餐。
　　对城里孩子来说，这片农田处处是惊喜。比如市区难得一见的金龟子，就随意趴在田间绿叶上，好像在向我们招手；与蔬果颜色一体的蝈蝈；不知疲倦的知了；以及此起彼伏的蟋蟀，都等着我们去捉。大孩子们往往有备而来。他们用面粉制成黏性极大的团块，放在长长的竹竿头，对准树干上的目标，悄悄袭击过去，知了就成了战利品。我们这些小孩子，知趣地为大孩子寻找目标，祈求赏赐几只活物，系上细线可以一路玩到校园。哪知，大孩子们的兴趣，是收集蝉蜕，那种随着知了生长周期蜕下的外衣，拿到城里中药铺换回“碎银”，足够挥霍享用一番。
　　时隔多年，另一桩必须老实交代的事件，是去偷食田间瓜果。我们的目标有熟透了的西红柿、黄瓜、黄金瓜，较难得手的是大西瓜。如今想来，农人们肯定知道暑期陡然多了偷食者的原因，对商品价格颇高的成熟西瓜，他们早早就严密守卫着，丝毫不给外人下手的机会。但大孩子们总有办法获得战利品，也许偷吃的愉悦，要比到嘴的快感，更让人着迷。于是，尚未熟透的西瓜，就成了寻觅的主要目标。待偷盗者“得胜”归来，他们迅速切开西瓜、挖出瓜瓤，加糖加蜂蜜，吃在嘴里，口感不错。记得还有一套惊奇的化学反应——在半熟半生的瓜瓤里加些盐，甜味好像更浓。我们就在这种稀奇古怪的教唆下，学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终于跨过田间，我们来到校园大食堂，馋人香味下诱惑我们，也诱惑了其他生灵。暑假里食堂门窗大开，麻雀为主的飞禽，如入无人之境，盘旋在食堂天花板的夹缝与梁柱间，为就餐环境添了许多热闹气氛。我手握大把饭票、菜票，每回都不知从何吃起，售货窗口里铺陈色香味齐全的美食，把人类原始欲望撩拨得极高。最后，我总是选择大肉排、红烧肉、肉丸子等。堂食让我初尝自由选择的福利，在随性挥霍或刻意自律中学习调整心态，足以影响成人后的品行。
　　食堂旁边是游泳池。我的游泳训练很正规，不是直接跳入泳池胡乱扑腾，大孩子指导我们说，先把头浸在水中，练习屏气换气。然后开始第一轮比赛，看谁在水中憋得最久，嘴角换气，鼻子屏气，轮番适应。水性慢慢锻炼出来后，哪怕操练狗爬式泳姿，也所向披靡。
　　照例到了午休的时候，教研室的办公桌，就是我们打盹的床。但哪里躺得安稳，心中还惦记着教学楼里的乒乓桌，刚刚与另一拨孩子们约好挥拍比赛。暑假里的教学楼安静得出奇，大部分的学生不是去学工，就是去学农。
　　事实上，这些被我们喊成叔叔阿姨的工农兵大学生，压根儿就没好好在教室里，安安稳稳上过课。我们玩弄他们的体育器械，在本该为他们传授文化知识的高级玻璃黑板上，尽情发挥涂鸦，学习制作美丽的艺术字。原来粉笔被躺平了横着写，可以呈现立体效果。等新学期开始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学，班主任会诧异地发现，班里多了一位擅长出黑板报的达人。
　　那时候，彩色电视信号正准备向市民播出。恰逢我们度假的大学，是上海的技术中心，有专门的科研人员试制民用彩色电视机。以往，我在家族长辈家见过正规的黑白电视机，或者由电子爱好者装配的野路子电视机播出的节目，但那些节目内容单调乏味，和盯着科大实验室里的电子测试屏幕差不多。但是，听说看彩色电视，可以像去电影院一样看故事片，那吸引力就非同一般了。传说首播当晚，会播出有关海上女民兵抓特务的故事，于是我们这些孩子无不想方设法参与活动。我们巴结讨好电子教研室的子弟，到时候一定要放我们进他们的地盘，共享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晚——聚首荧光屏幕前，眼看屏幕上，飒爽女民兵的脸色一会儿大红，一会儿大紫，我们却毫不理会色彩与清晰度，大家被曲折的情节完全吸引。“全剧终”字幕后，孩子们自动按教研室派系分几拨，在漆黑楼道里，大呼小叫模仿剧中人物台词厮杀。
　　也有那么几日，上午懒觉睡醒后，我们不去校园，逆向走进嘉定城。离宿舍区不远处是一块纪念碑，夏日的阳光从树叶缝中大量漏出，我们往前走着，只见古老的法华塔大门紧闭，只有更前方的孔庙敞开。当时的孔庙建筑残破，好在遗存的石墩、石柱和石牌坊自带魅力，吸引孩子们在此反复转悠，至今我都记得那巨大的似乎能与人感应的树冠。但也许还有不为我们感知的内在魔力，几百年来读书人在此作文应试的气场，应该还留在空间里。当年上海周边规模最大的科举气场，对意外路经此地的读书人后代，也产生过挡不住的磁场效应。
　　转眼到了周末，我们母子俩有意独享一天郊游式的假日。跨过城区来到西门外，那里完全是另一番江南水乡的古朴场景。农贸货物自由交易，散见于街头巷尾，视时势缓急被本地主管默许。原来妈妈日常带回我们市区家里餐桌的河鲜与蔬果，就源自此地。螃蟹用稻草扎成串卖，黄鳝被当地人视作弃物，任由市区来客低价扫货。
　　小桥流水穿行在民居商铺间，两岸分布着色彩丰盛的裁衣铺、器形奇特杂陈的竹木行，还有让孩子看着心惊肉跳的锡箔棺材店。我很快熟悉了有线喇叭里流淌的小调，那是本地人喜爱的民间锡剧。原来“我伲”讲的上海话，听上去差不多，还可按不同音调来细分。待到肚子叽叽咕咕叫唤的时候，人们很容易闻到草头饼这样乡间独有的美食散发的香气。
　　还要等待好多好多年，我才慢慢知道，西门大街不是简单的农家乡下，曾经很大气辉煌。从这里走出来的大外交家顾维钧和大企业家吴蕴初，是影响中国近代开放的代表性人物，与响当当的历史事件关联。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刚刚在南门外落脚的新嘉定人，对这里的魅力了解得还不够。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