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中国实施终止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有数天，近日，澳大利亚麦农不约而同地表达着对新举措的期盼。澳大利亚的麦农特蕾西·勒弗罗伊称，“用于生产啤酒的大麦是我们单位种植面积利润率最高的农作物之一，随着中国市场重新开放，我们都渴望利用这个机会。”
　　此前，中国商务部宣布，自8月5日起，终止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当天，商务部发布复审裁定称，鉴于中国大麦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无必要。很快，业界就迎来好消息。8月9日，澳大利亚媒体有消息称，澳大利亚最大的谷物出口商CBH集团已获准恢复向中国出口大麦。
　　对此，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方银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双反”，契机是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采取相对务实的对华政策，在此背景下，中澳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澳大利亚政府也表现出稳定和改善中澳关系的意愿。另一个方面，是经济合作本身高度符合中澳双方的利益，中澳在经济上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澳大利亚也期待葡萄酒对华出口能够尽早恢复。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李·麦克莱恩表示：“虽然目前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情况没有任何变化，但我们希望这一公告能够为适时取消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口关税提供一个模板。”
　　中澳大麦贸易争端源起
　　中国最终裁定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双反”，对澳麦农来说是一个意外惊喜。
　　澳大利亚的麦农特蕾西·勒弗罗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经历“双反”期间，许多澳大利亚麦农通过种植更多小麦来取代大麦，但由于中国市场重新对澳开放，麦农可能会调整其生产计划以满足潜在的需求增长。
　　“双反”措施的终止，让澳大利亚大麦在中国市场迎来重要转机。对于这一新裁决，中方也表示，是因为中国大麦市场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究竟是什么契机促成了这次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政策的变化？
　　据了解，应中国国内大麦产业申请，中国商务部自2018年开始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并于2020年5月18日裁定对澳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实施期限自2020年5月19日起5年。
　　大麦是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的优质饲料和啤酒酿造工业的重要原料，也是全球种植面积第四大禾谷类作物。近些年，中国对大麦的需求不断扩大。2019年之前，澳大利亚长期占据对华大麦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2017年澳大利亚占中国进口大麦的比例甚至超过70%。2017年-2020年，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的进口比例有所下降，但进口量依旧不低，分别为648.01万吨、389.76万吨、231.57万吨和149.15万吨。
　　然而，中国大麦在对外部进口形成强依赖的同时，国内的大麦种植行业也出现了变化，例如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种植户亏损严重，种植意愿下降等。不少市场分析认为，这一系列的情况与澳大利亚在中国市场以倾销和补贴的方式低价大量出口大麦有关。
　　周方银向记者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对大麦产业提供了30多项政策，并采取了低价出口策略推动大麦出口，这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中澳自贸协定》生效后，澳大利亚大麦出口到中国可以享受零关税，这对中国的国产大麦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据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21年中国大麦市场分析报告-市场竞争现状与投资前景研究》显示，中国大麦种植面积自2010年来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553.2千公顷减少到2018年的262.5千公顷，减少了约一半，到2019年中国大麦播种面积仅为248.3千公顷，同比下降5.41%。大麦产量也持续减少，从2010年的195.2万吨减少至2018 年的95.65万吨；到2019年我国大麦产量为90.8万吨，同比下降5.0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蓝庆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澳大利亚的大麦在中国进口大麦的比例中超过50%，这比例肯定是过高的，将会造成极大的贸易依存，这对国内的贸易发展存在着不利的影响。”他表示，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实施“双反”，是对后者补贴行为所导致的贸易不平等、不公平行为的一种回应。
　　所谓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其实是世界各国常用的贸易救济手段。随着市场开放的程度日益加深，国内市场频繁遭遇国外倾销与补贴产品进口的剧烈冲击。面对这些冲击，中国采取适度、合理的“双反”措施，来维护相关产业的经济利益。
　　从结果来看，中国向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双反”税后的一年里，中国向该国进口大麦比例迅速下降，占比跌至 7.61%。另一方面，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麦比例有所上升。数据显示，中国从乌克兰、加拿大、法国进口大麦的占比均上升至 25%以上，自阿根廷的进口占比也从先前的不足0.08%上升至11.43%。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中国增加对其他国家大麦进口的比例，其实就是贸易替代和转移。因为如果进口来源地过于集中，容易遭受贸易中断、丧失定价权等风险，将不利于中国构建稳定、持续的全球农产品供给体系。
　　蓝庆新认为，增加进口农产品的多元化，是一种降低进口风险，降低粮食安全风险的重要体现。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实施“双反”后，实际上是提高了澳大利亚大麦出口中国的成本，也推动了中国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使得贸易更具有公平性。
　　在解决了大麦进口来源后，中国大麦还需要面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新变化。周方银向记者表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进口大麦的成本有所上升；二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去年粮食市场出现复杂变化，而且大麦主产国法国去年因遭受高温干旱极端天气而减产，这些都造成国际粮食市场的不稳定。”他认为，鉴于以上因素，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大麦进口来源。
　　多重考虑下，中方决定提前取消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双反”措施。蓝庆新表示，从消费者和澳大利亚农业从业者的角度看，现在的措施调整对他们有利。
　　周方银也强调称，如今措施调整体现了经济合作高度符合中澳双方的利益，而且中澳在经济上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澳方期待葡萄酒获“松绑”
　　在大麦贸易被“松绑”之前，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已重新恢复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和木材。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恢复这两大贸易品类有重要意义。
　　以煤炭为例，据悉，澳大利亚是全球主要的炼焦煤生产国，其产量占全球产量的22%，产量的70%对外出口。而在2020年之前，澳大利亚一直都是我国最重要的炼焦煤和无烟煤供应方。中澳煤炭贸易关联紧密，据澳媒统计，若失去中国煤炭市场，澳大利亚将蒙受每年约150亿澳元的损失。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澳大利亚相关方面曾多次释放信息，希望中国恢复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直到今年3月，澳大利亚煤炭行业终于等来了中方市场的“松绑”。
　　据中国煤炭市场网统计，自政策层面放宽后，进口澳大利亚煤炭通关逐渐顺畅，再加上澳洲高卡煤与国内煤相比具有一定价格优势，促使中国终端用户采购积极性上升，大量澳煤进入到中国市场。4月，我国进口动力煤的主要来源国为印尼、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这三大来源国进口量合计占当月动力煤总进口量的92.5%，当中唯独澳大利亚动力煤进口占比有所上升。
　　此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就指出，中澳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双方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正面临重要窗口期，双方应共同努力，为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积极因素。
　　周方银也表示，“中国恢复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的做法，对中澳经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以此为契机，双方可以更好地消除两国合作中的障碍。”
　　正因有此前的基础，澳大利亚方面对中方“松绑”其他品类产品抱有极大的希望。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曾公开表示，希望类似结束征收大麦关税的审查程序，有助于松绑葡萄酒对华出口的限制。他还称，“澳大利亚不希望与中国脱钩，相反，我们希望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往来。”
　　业界也开始发声。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李·麦克莱恩表示：“虽然目前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情况没有任何变化，但我们希望取消澳大利亚大麦的公告，能够为适时取消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口关税提供一个模板。”
　　不过受访专家们对于后续的发展都比较乐观。谈及后续澳葡萄酒可能获得“松绑”的路径，周方银认为，若要使葡萄酒出口获得豁免，澳大利亚方面需要有更加充分的技术理由，需要让中国相信其对中国出口葡萄酒不属于倾销行为，并提交充分的资料说明。蓝庆新则认为，后续的发展还得看中澳双方的双边关系发展和经贸往来情况。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