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疫后经济增长的政策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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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疫后经济增长的政策应对
2023-08-11 14:55:00
自20世纪九十年代起,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长期的低增长,潜在增长率由八十年代的4%左右下降到目前的0.4%。其背后存在着多重结构性问题,如: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政府债务增大,人才技能错配,企业新陈代谢缓慢,地方经济疲软等。
  目前,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基于现代供给侧经济学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基于现代供给侧经济学的“新资本主义”承认在市场机制之外,要有一定的政府参与。但需要考虑的是,政府的作用应限定在纠正“市场失灵”上。考虑到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财政需要“明智支出”,即明确政策目标,只实施经证实有效的支出,同时控制成本效益低的支出。
  提高供给能力的政策与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同。在经济遭遇疫情等短期冲击时,需要一定规模的财政支出来弥补需求不足,但不能将此常态化。提高供给能力的政策,并非支出规模越大越好,例如税收调节也可以是有效的。
  当前日本政府在资金循环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需要改变这种现状。要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除了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和国债管理政策以外,还需要提振金融市场,让资金更多流向有资金需求且具备增长潜力的企业。
  疫后经济增长的政策应对
  日本经济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过高速增长,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在一众发达国家之中日本也维持着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至九十年代初,日本成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同时期的美国。但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的经济增速逐渐下跌,此后30年间,日本在主要发达国家当中经济增速一直较低。目前,虽然也有汇率变动的影响,日本的人均GDP排名已跌至世界第33名左右,而美国的名次则有所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长期低增长的背后是潜在增长率的显著下跌。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潜在增长率约为4%,但目前仅为0.4%,大约下降到过去的1/10。其背后存在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如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政府债务增大,人才技能错配,企业新陈代谢缓慢,地方经济疲软,绿色转型及数字化转型进展缓慢等等。
  现代供给侧经济学
  为提振日本经济,岸田政权提倡基于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SSE)的“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并不把将经济活动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而是承认要有一定的政府参与。事实上,绿色转型相关的众多全球性问题如果单靠市场根本无法解决,建立数字化转型网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新资本主义的立场是,政府应在刺激企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以及数字技术相关的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政府发挥作用,并不意味着要无限度地进行财政投入。在财政状况极为严峻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既然市场竞争依然是创新的源泉,就应该将政府的作用限定在纠正“市场失灵”上。
  日本的一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达到250%,扣除资产后的净债务也与希腊、意大利的水平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明智支出”的理念至关重要,即明确政策目标,在此基础上只实施经证实有效的支出,同时减少成本效益低的支出。因此,有必要配合实施政策的PDCA循环(计划→实施→评估→改进),根据评价的结果改进低效的政策。
  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到,提高供给能力的政策与刺激需求的政策是不同的。遇上新冠疫情或者国际金融危机等不景气的时期,需要一定规模的财政支出来弥补需求不足,但不能将此常态化。另外,提高供给能力的政策与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同,并不是规模大就可以。例如像低碳化一样,政府在提供补贴的同时还可以强化征税,这也是有效的。
  日本的人口动态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过去,日本人口在战后婴儿潮时期和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 年)迅速增长。但前一代人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后一代人将在大约10年后退休。届时,日本将进入真正的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更加严重。此外,过去几年,在新冠的影响下少子化的加速超过了预期。在最严峻的局面到来之前,日本政府需要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来解决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通过刺激资金循环来促进经济活动和创新
  消费疲软是日本经济面临的结构性课题,为了应对该课题,政府每年都制定补充预算以刺激经济活动。这导致政府在资金循环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改变这种结构也是恢复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及其后的稳定增长时期,家庭所持有的丰富的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流入到企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现在的日本家庭依然拥有大量的金融资产并存放在金融机构,但这些资金的一大半都直接或者是通过日本银行流向了政府。另一方面,企业的直接融资受到限制,阻碍了企业活动的发展。
  在日本,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成为资金循环的主要参与者是因为企业的资金需求比较疲软。此外,经济学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支出的扩大会通过市场利率的上升阻碍民间投资,但日本的实际情况是,虽然财政支出扩大了,但市场利率反而下跌了。
  如何理解这个悖论非常重要。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部门的资金是富余的,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如果没有“市场失灵”,追求高收益的资金应该会流向那些资金不足的企业。
  确保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顺利筹措到资金是一项重大的课题。与中国相比,日本初创企业成长缓慢。虽然日本已经诞生了很多初创企业,但问题是资金并没有流向这些企业。日本有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但很难像美国企业那样在初期就可以筹措到巨额资金来实现迅速的发展。即使宏观层面上企业的资金需求依然疲软,但如果能为初创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就能为经济增长创造良性循环。
  日本银行近30年来一直维持货币宽松政策,这对日本经济摆脱通缩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使日本银行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人。货币宽松的初衷是使企业融资更为容易,但在某些方面却是方便了政府融资。在此期间政府债务继续扩大,同时如前所述,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却融资受阻。事实上,自从2013年日本银行推出异次元货币宽松政策以来,日本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要形成资金的良性循环,除了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和国债管理政策以外,提振金融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活用家庭丰富的金融资产对恢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作者福田慎一为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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