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的频发，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备受关注。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影响巨大，近年来金融领域也开始在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金融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
　　在8月22日举办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圆桌讨论中，来自业界的专家围绕“可持续金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展开了探讨。
　　据悉，目前全球每年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资金需求在8000亿美元到1.1万亿美元之间，但现有的融资规模仅有1200亿到150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
　　在圆桌讨论中，业界认为，数据缺乏、信息披露挑战、激励性举措缺乏、技术性壁垒等问题，都是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投资难的原因。
　　也有专家认为，尽管目前业界对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但对生物多样性认知实际上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市场上极其缺乏具有强大生态意识的投资者。
　　在专家看来，可以预见的是，生物多样性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现阶段，专家呼吁通过在生物多样性投资领域给予适当的政策激励措施，引导投资人在生物多样性投资上行动起来，为生物多样性投资打开新局面。
　　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缺口约1万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院长张博辉介绍，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经济总量中，将近一半与自然、生态领域相关。而全球80亿人口中，有26亿人从事农业。但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都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如果人类不做出任何的变化，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经济损失将达14万亿美金，将近全球经济总量的7%，而这个影响是巨大的。
　　这些数据也许离我们相对遥远，但身边的例子也许能引起重视。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举例称，世界上近75%供人类消费的水果和种子，需依赖传粉媒介来维持产量和质量，而倘若过度施用对蜜蜂、蝴蝶和飞蛾等有害的农药，将减少世界范围的传粉生物群体数量，减少全球农业产量以导致经济损失。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
　　鉴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影响巨大，近年来金融领域也开始在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生物多样性金融项目（BIOFIN）定义，生物多样性金融旨在筹集和管理资本、利用金融和经济激励措施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王遥认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是将社会资本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内涵包括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管理和弥补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而后者则包含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融资、减少生物多样性破坏性投融资、提高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的使用效率。
　　目前，保护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依然巨大。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原驻华助理国别主任谷青介绍，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需的资金体量非常庞大，每年约在8000亿美元到1.1万亿美元之间。目前全球每年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融资规模仅有1200亿到1500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公共部门。
　　谷青表示，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投资至少要增加到目前的3到4倍，才能达到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可持续性标准的最低要求。
　　事实上，很多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了尝试和探索。
　　例如，2021年中国银行发行了全球金融机构首笔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债券，规模18亿等值人民币。该笔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境内地区生态建设示范、山区生态修复、生态水网等多个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的项目。
　　此外，近年来已有多家银行围绕生态碳汇作为增信手段开发落地了一系列支持林业、渔业等生态领域发展的信贷融资产品。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如新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可能会带来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
　　王遥强调，在运行可持续发展项目如新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例如，目前已经有报道表示，风能发电项目将可能影响鸟类的迁徙，海上发电将可能影响鱼类的回流和产卵活动等。因此，重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增效，注重生态系统完整性尤为关键。
　　但目前金融机构尚未能有对环境和生态领域投资项目的科学合理的评估依据。因此资金缺口虽然巨大，但是金融机构、投资者往往无从下手。而这只是影响生物多样性投资的挑战之一。
　　生物多样性价值有效评估是难点
　　事实上，自1993年联合国发布《生物多样性公约》发布以来，中国也一直在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体制机制建设工作。而近年来，中国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金融制度框架。
　　2021年，BIOFIN中国项目在北京启动。同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在昆明召开，会议通过的《昆明宣言》明确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所需的关键要素并强调生物多样性金融在框架中的重要角色。而在2022年12月第二阶段会议上，中国银行业协会携手中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国际组织，共同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行动方案》。
　　但为什么金融机构还是很难介入生物多样性金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联合负责人Romie Goedicke认为，当我们谈论生物多样性金融时，我们通常倾向于用明确的数字来衡量投资价值。但自然的价值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也超出了用数字来衡量的范围。她表示，以印度一山区小学为例，近年来，该区域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原本出没的老虎几乎绝迹，这导致了与此相关的草地、森林的退化，从而导致山体滑坡、农产品产量下降、农民失去生计来源等后果，最终导致山区小学的消失。
　　正是因为自然价值的复杂性及不可衡量性，生物多样性投资面临着不少现实困难。
　　据谷青介绍，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对生物多样性投资中投资人所面临的挑战做了归纳和总结，其中主要的问题有数据缺乏、信息披露挑战，激励性举措缺乏，技术性壁垒以及投资人能力亟待提升等。而投资人对于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认知水平提升、如何将生物多样性相关投资纳入投资组合等，都还在探索阶段。
　　谷青认为，目前生物多样性投资面临的挑战中，最突出的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更准确和全面的信息披露。在生物多样性投资这一新兴领域，应该获取哪些数据、如何构建衡量的标准都是挑战，同时如何构建数据模型以衡量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更是难上加难。
　　王遥也认为，当前发展生物多样性金融重要挑战之一是对生物多样性价值进行有效评估。目前生态系统，特别是动植物的多样性很难测量、测算其精确价值。另外，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具有周期性长的特点，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利润和回报期具有不确定性。再加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风险评估也存在一定难度，以近期北美山火为例，这种灾害一旦发生，其动植物损失评估将是一项艰巨工作。
　　王遥还表示，目前，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与风险管理能力也是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的关键。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性远远大于气候变化。尽管业界对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但对生物多样性认知还亟需加强。
　　“尽管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频繁被提及，但金融体系还需持续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创新。在衡量现实利益的同时，也需考虑其投资过程中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整体市场的投资者还需持续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调整投资战略。”王遥说。
　　呼吁政府加码激励措施
　　据摩根士丹利统计数据，目前生物多样性的投资仅有17%是来自私营资本。
　　谷青认为，调动社会资本投入，是补齐生物多样性的融资缺口的重点。
　　“融资不达标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目标无法如期实现的主要障碍。目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资金流量还远不能达标，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资本的投入不足。过去几年，公共部门的资金处于相对趋紧的状态，因此撬动社会资本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关键。”谷青表示。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副主席Erik Solheim也表示，在生物多样性领域，大额资金的投入不可能来源于公共部门，通常必须来自私营部门。而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标准，解决金融机构投资的安全性问题，才能用更多灵活的融资机制去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金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同时抑制有害投资。
　　王瑶也认为，建立生物多样性金融框架和标准迫在眉睫。“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决定了其在发放融资过程中必须有制度、框架、标准及数据的依据。因此，我们要加快建立生物多样性金融的框架和相应的标准。”王遥说。
　　其次，王遥建议应把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系统之中。目前，国内部分金融机构已经在积极采取行动，未来势必将产生有效成果。
　　据悉，今年3月，欧盟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信息披露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这会驱使更多的投资人寻求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他们的投资组合中。
　　在各项政策标准逐渐完善而社会环境收益很难测算的情况下，谷青认为推动生物多样性金融发展还应从政府层面加大对投资者的激励。
　　谷青表示，一个特别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企业能否因为其积极行动而产生额外收益？而对投资人来说，在当前阶段市场对绿色投资领域的评估模型和体系尚不健全，在投资风险更加不确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投资人既要让投资产生财务回报，还要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更要有效识别环境风险，并能够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要求下，相比于仅仅关注投资财务回报的传统投资人，这些关注社会和环境影响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人有什么优势？上述问题还不明确，因此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现阶段，来自金融监管部门在生物多样性投资领域给予适当的政策激励措施，引导投资人在生物多样性投资上行动起来，将为生物多样性投资打开新局面。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