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何以成为企业家之城？比亚迪的发展如何突破制约？如何看待深圳的增速放缓？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3周年前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接受深圳商报专访，一一做出自己的解读。他坦言，深圳产业的成功“秘密”就是分工专业化的“滚雪球”，众多企业围绕产业集群发力，在分工体系中找到“滚雪球”带来的发展机遇。
　　成为企业家之城，不只是因为世界500强
　　深圳商报：深圳被称为“企业家之城”，财富世界500强的数量一直是一个有力注释。在今年财富世界500强的最新名单上，深圳有11家企业上榜。从2008年的平安首度上榜开始，在15年期间，深圳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由1家增长到了11家，而且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对于企业家之城的称号，您是如何解读？
　　唐杰：如何定义企业家？我是这样理解的，企业家能够捕捉到一个时代的信号，能够有效组织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深圳不是因为有了11家世界500强，就成为企业家之城，而是因为深圳有太多的创新创意企业家，造就了一个能够代表创新精神的大企业群体。
　　深圳的世界500强，都是随着城市成长，然后反过来支撑这个城市增长。深圳的500强企业，第一个特点是它有深圳的内生性，主要在深圳创业成长。第二个是这些企业和深圳的产业有着非常深入广泛的联系。
　　在一个没有土地空间的城市里发展汽车产业
　　深圳商报：提到世界500强，不能不提比亚迪。10年前，王传福说比亚迪要做世界第一，您当时在一次演讲时说并不相信。您也说过，就是因为比亚迪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第一，所以深圳也就成为了新能源之城。您能否对比亚迪的成长进行剖析？
　　唐杰：10年以前，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得到，新能源汽车在汽车销售当中的渗透率会超过1/4；也很少有人能够想到，2022年深圳每两位新车主就有一人选择新能源汽车。王传福是优秀企业家，就是因为他洞见到这个并不遥远的未来。王传福更难得的特质，就是能够承受住困难，在前景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坚持再坚持，一路走到今天。王传福的故事对深圳而言，说明了企业家的意义。
　　当年比亚迪要在深圳造车，具备一种难得的想象力。比亚迪收购的汽车制造厂在西安，整体研发和运营在深圳。这就创造了一个在土地空间有限的城市发展汽车产业的范例。我们现在说，深圳是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西安是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城市之一，比亚迪确实是空前地创造了一种新模式。
　　当时王传福说要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第一是他有多大能力？第二是成为世界第一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当时我问过王传福这样的问题：比亚迪可以白手起家做新能源车，为什么汽车大厂做不了新能源车？他底气十足地说，汽车大厂已经高度碎片化分工了，要推一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谁给你生产零部件？市场需求量很小的时候，没有一个供应商会给你生产零部件。他说：“比亚迪可以做，是因为比亚迪不仅有研发能力，还有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把车做出来。”事实上，2010年比亚迪纯电汽车销量只有33辆，比亚迪就是凭借着自己的生产体系生产出样车，然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2018年，比亚迪纯电汽车销量就达到了9.48万辆。
　　当年我个人不相信的理由是，全能企业效率不高，分工效率才高。王传福的故事告诉我们，逆分工是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将燃油车社会分工浓缩到比亚迪内部分工，将研发和生产统一起来就可以创造出世界第一。当产能逐步扩大，就会有人加入分工体系。比亚迪出一套技术、出一套标准、出一套体系。然后，又开始从比亚迪内部分工转化为发达的社会分工。2019-2022年，比亚迪纯电汽车年销量从14.61万辆飙升至82.28万辆，4年增长5.6倍，带动形成了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分工体系，集聚了8900余家从研发到生产及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深圳企业在电池材料、电控核心原件、电机驱动系统、车载电源、车载信息领域等环节都精准卡位，在多个细分领域实现了重要领先优势。
　　深圳商报：从华为到腾讯，再到现在的比亚迪，为什么深圳企业家总是能踩中风口，从而诞生引领性的企业？
　　唐杰：深圳有一个特点，像王传福一样有洞察力的企业家开启了一个行业的增长模式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给越来越多的企业提供了空间，产业边界不断蔓延，将各行各业串联起来，编织成一个巨大的网。众多企业围绕着产业集群，不断地添砖加瓦，把产业链条越做越长。产业集群类似于滚雪球，越滚越大。我觉得，这是深圳产业成长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分工专业化。
　　深圳商报：还是回到车的话题，分析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路径。您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智能汽车，从新能源汽车到智能汽车，深圳能够继续处于领先位置吗？
　　唐杰：现在的造车新势力，汽车背景和信息产业背景的企业各占一半，这两个产业正在融合当中。传统燃油车的零部件数量，大概有10的4-5次方个，未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可能降到10的4次方以下。这是芯片集成度不断提高造成的，是燃油车不可能实现的进步。十多年前，王传福就坚信汽车产业的革命会发生。这种革命不仅仅表现在动力方面，更突出地表现为，汽车会成为可以行走的计算机，智能汽车就是机器人。大量前沿突破性技术的集成，深圳完全有可能在全面的自动驾驶技术革命中取得领先优势。
　　此外动力电池核心是个材料技术，当材料技术一波又一波滚动融入新能源产业，我们看到了深圳的相关产业越做越大，未来会成为影响更加广泛的储能技术，会带动更多的企业和细分化行业的崛起。这些企业只给比亚迪供货吗？不是，它们会变成全国甚至是全球在某一个领域方向的细分化冠军。
　　增速放缓不是问题，而是正常的规律
　　深圳商报：这几年，深圳经济的增速基本上是和全国保持一致。和过去相比，增速由两位数变为个位数。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增速上的变化？
　　唐杰：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复杂在于增长过程叠加了几种周期性因素。
　　第一是成长周期。从模仿走向创新的时候，速率就会降慢。道理很简单——你跟着别人后面走，前面的雷别人都探过了，你当然可以跑。从模仿走向创新，从规模化生产走向创新，速度是会下降的，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做你过去没做过的东西，而不能走前人已经走过的路。
　　第二是技术性周期。全球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大家一般都会接受50年这个长周期。改革开放，我们正赶上了大规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时期，这有利于深圳进入快速增长的过程。深圳先是发挥比较优势去做传统产业，很快就抓住了全球增长最快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产业自身是有生命周期的，进入一个成熟期之后自然就没有那么快的增长。
　　第三是投资角度的短周期。从财务平衡考虑，如果机会还没成为一个巨大需求，经济就会调整，这个周期大约是8到10年。
　　从特区建立初期的年均60%，现在下降到6%，深圳经济增速的确是在缓缓下落。高收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与之对应的一定是中低收入地区的增速加快，这不是问题，它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经济不平衡的问题。当深圳说担心减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看周边是不是发展得更好了。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增速放慢的深圳，每年GDP的新增量还在不断创造出新纪录。深圳的GDP超过1万亿元时，经济增长率15%，每年的新增量是1500亿元；超过3万亿元后，经济增长率6%，每年新增量是1800亿元。
　　临深片区不是单纯的楼市概念，也是产业概念
　　深圳商报：和增速相关，对于深圳的关注绕不开企业外迁或者外溢，您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唐杰：和周边比较，当我们增长越来越快，财富聚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成本不就会比其他周边城市要高吗？企业自然要算账：在深圳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吗？我们走访企业，会看到企业是这么算账的：生产的哪些环节在深圳效率更高？哪些是成本更高？一般结果是，留下并扩大高效率的环节，迁出成本高的环节。
　　我们经常讨论一个现象，就是华为“出走”松山湖，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相向而行的企业，那就是OPPO来到深圳。从最初200人到现在过万人，OPPO的创新中心或者叫领导力中心就在深圳。OPPO在深圳要干什么？是从做手机发展到做万物互联。OPPO意识到，借助深圳“创新之都”的人才优势实现快速发展。深圳拥有更丰富的软件型人才，有更贴近前沿硬件市场和产品开发的综合性人才，以及具有把握科技创新前沿视野的战略性人才。TCL是惠州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研究开发主体和全球运营中心聚集在深圳。
　　这是企业的内部分工，但也是城市之间的分工。这些企业的部分创新主体在深圳，大规模制造在外面。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好还是不好？是深圳空心化了吗？应该不是。从TCL、OPPO、华为都可以看到，我们和东莞惠州形成了特别好的分工合作。是一骑绝尘好，还是三匹骏马齐头并进好呢？这值得研究。
　　企业外迁问题从道理上看很简单，从感情上看很困难，从操作上看很复杂。操作复杂是因为要解决再就业问题，要解决可能引起的经济减弱问题。助力企业升级是否都能顺利再上台阶呢？政府补贴一段时间，企业还不能升级，结果也就在所难免。壮士断腕是因为不断腕就会危及生命，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生存了几十年的企业碰到这种状况，大家在感情上都会难以接受，但还是要向前走。总有一些在转弯处被落下的企业，有些产业、行业慢慢都不存在了，停留在这个产业或者行业当中的企业，慢慢也就会被淘汰，这是一个痛苦但是必须要面对的难题。政府要认真解决操作上的难题，让企业有更多机会能够凤凰涅槃，让下岗失业员工能够尽快再就业。
　　深圳商报：谈到深圳都市圈，您曾经用“临深片区”对深圳的产业辐射力做过一些解读。深中通道马上开通，深珠通道也在规划论证，高铁更是将空间距离转化为时间距离。关于临深片区的扩容，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唐杰：在现实中，都市圈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上的概念，也是一个产业上的概念。在城市没有发展起强大的CBD以前，职住平衡是个很自然的理念。大城市都在算账，亩产要更高，不仅是每平方公里的GDP要高，税收也要高。高的结果是什么？就业更加密集，产业更加密集，CBD的房价就这么上去了，职住平衡的理念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住在福田中心区、住在南山太贵了，到龙岗、到坪山、到东莞和惠州临深片区就成为一种趋势。
　　所谓临深片区不一定就是单纯的住宅区，同样具有产业功能，可以复制城市没有出现CBD以前的那种职住平衡……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它是个现实的问题。以佛山和广州天河之间那条地铁为例，它就带动了天河金融区向佛山扩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它不仅仅是一个民生的居住迁移，它是产业扩散，而且是产业有选择的有序扩散。
　　深圳城规院做了一个特别经典的调查，发现深莞惠边界出现了一个共有的区域，这个边界面积超1500平方公里，居住了1000万人。当我们越过行政边界来看城市的时候，就会发现城市是连绵不断的，每个人都会考虑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方便，企业能否迅速发展。
　　假如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有一些企业搬离深圳是问题吗？可能不是。我们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样的事，很难简单地说好还是不好。因为当你把尺度一放大，好和不好会发生调转：一个企业离开深圳如果获得更好的发展，把它留在深圳可能就是不好的。
　　未来的城市转型就是人才转型
　　深圳商报：谈到人的问题，深圳现在要统筹解决“需要什么人才”和“人才需要什么”这两大问题。站在您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
　　唐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深圳面临未来城市转型，而转型就是人才转型。城市的人才转型和企业差不多，无非两种途径：一个是培养，一个是引进。企业可以自我培养人，而城市需要建大学，需要更多的创新载体。
　　华为寻找技术解决方案，任正非去华东去北京和大学座谈，但没有在深圳座谈。看起来深圳还缺少和华为这种顶级企业前沿创新相匹配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深圳需要什么人才？首先是科学家，尤其是钱学森式的战略科学家。
　　我们还需要有科学思维的工程师，一个新的科学突破发生之后，你苦心积累的全部技术都会被突破；我们需要有科学思维的企业家。企业家可以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但企业进行大规模创新，企业家的科学技术能力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外，深圳还需要具有工程技术能力的工匠。
　　深圳需要什么人才？这就对深圳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我们要有瞄准双一流的以科学为主体的大学，也要有以工程技术难题突破为目标的大学，还需要能培养出解决具体工艺难题的人才的高校。
　　深圳的制度化建设离不开法治化
　　深圳商报：本次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确定的主题是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宏大叙事。在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确立新的比较优势的时候，深圳在制度创新上有哪些值得推广的做法？
　　唐杰：为什么深圳可以产生出这种特别发达、细密的分工？大家都知道分工效率高，因为分工会不断蔓延，越做越大，会出现大中小企业共生的产业形态，会形成一波一波的产业扩张和龙头企业崛起的过程。分工不是技术是制度，是靠诚信，是我们常说的“重合同守信用”。这就是说，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的。
　　在我看来，法治是深圳过去40多年积累的最重要经验之一。研究深圳的制度化建设就离不开深圳的法治化建设，法治化不仅仅只有立法、修法和执法，很多地方出了问题找市长，在深圳怎么不找市长？因为法治可以解决，市场可以解决。找市长解决，那是人治。
　　深圳的法治化，在全国走在前面。如果没有走在前面，我们就很难想象深圳的企业家状态，很难想象深圳的分工状态。深圳目前这样的分工状态、企业家状态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个制度性的结果。
（文章来源：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