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冲击尚未完全消退、大国经贸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能否继续成为全球投资的热土正备受外界关切。9月2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京开幕，有59个国家和24个国际组织线下设展办会。在2400余家线下参展企业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超500家，覆盖28个服务贸易前30强的国家和地区，整体国际化率超过了20%。
　　“大多数跨国企业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中国大市场和中产阶层规模和消费潜力，意味着在汽车、医药等消费领域有巨大的潜在机遇。所以，跨国企业仍然对这部分产业持续地进行投资和布局。”近日，毕马威中国政府及公共事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喻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道。
　　近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FDI较上年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但中国FDI同比增加了5%，达到1891亿美元，占到全球的14.6%，环比上升2.4个百分点，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且大部分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
　　喻莺表示，当前，中国外商投资受到全球竞争格局深刻变化的影响。一方面，FDI在中国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率，而且相对于亚太其他国家，中国具备优越的基础投资环境，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丰富的创新要素，这对外资企业而言继续具备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受中美贸易关系影响，限制敏感技术领域对华投资则将给中国FDI带来一定压力。
　　对此，她认为，中国应该充分发展基础科研技术，夯实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同时，中国要继续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且期待在本届服贸会上听到更多关于“两业融合”的声音。
　　中国市场仍被看好 FDI或出现五大变化
　　《21世纪》：请重点谈谈去年进入中国的FDI情况。投资规模有哪些变化？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由哪些因素驱动？未来几年可能发生哪些变化？
　　喻莺：2022年中国外商投资增速较十年前趋缓。今年按照商务部最新统计口径，中国FDI环比和同比都出现下降。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包括：
　　第一，大多数的跨国企业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大规模的中产阶层的消费潜力，这意味着在汽车、医药等消费领域有巨大的潜在机遇。所以，跨国企业仍然会对这部分持续地进行投资和布局。
　　第二，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比较优越的。跨国企业在国内的制造环节、商务环节、科技研发环节，在存量发展过程中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跨国企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关注点，如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这些领域涉及供应链的重塑，可能会重新部署和分配产能，并重新考虑在中国的运营发展策略。
　　第四，跨国企业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绿色化发展、科技云服务等领域的发展，希望看到更多的政策确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个过程中，对于外商投资的监管、服务以及未来的准入需要被给予高度重视。
　　第五，中国同中东的经贸合作正在成为新亮点。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随着中东国家大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中东资本正在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它们在中国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已经非常活跃，很多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在国内建立了中国办公室，组建了本土的投资团队，围绕着生物制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开展一些非常重要的投资行为。其中，沙特、阿联酋、科威特是海湾国家中的主要贡献者。尽管目前海湾国家贡献的对华FDI总量还相对较小，但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
　　中国外商投资环境需持续优化
　　《21世纪》：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怎么看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哪些领域预计将成为重点行业？
　　喻莺：首先，国家层面给出了非常有突破性和吸引力的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包括《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等，非常积极主动回应了外资企业当下在华经营面临的阶段性困难和挑战，而且通过一系列重磅文件的出台希望更好地稳定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上述文件展现了我们持续全面扩大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对此是长期看好并有充分信心的。
　　从重点领域来看，科学技术服务业、软件信息、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等都体现了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此外，服贸会的举办也传递出我国将通过扩大生活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信号。
　　《21世纪》：对于中国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有怎样的期待？
　　喻莺：中国过去是外商投资的前三大目的地，能够提供高投资回报率——按照过去五年外汇管理局统计的口径，我们提供了FDI全球位居前列的投资回报率。即便是在全球加息、资金成本增高的情况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此外，中国的投资基础设施环境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等领域相较于东盟国家更加优越。
　　平衡“三对”开放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开放
　　《21世纪》：你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有哪些建议？
　　喻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开放”是一个出现了20余次的高频词。在开放的视角下，我们需要平衡“三对”开放的关系。
　　一是自主开放和协议开放。过去的自贸试验区、服务业对外开放综合示范区、经济特区都体现了自主开放，比方说，通过开放一个产业或一个区域形成更多的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和经济活动，我们需要持续在这方面进行探索。而协议开放指的是，我们需要围绕CPTPP、DEPA等协议的核心领域，如知识产权、劳动力、仲裁等，思考如何用一些先行先试的方法解决可能的经贸摩擦或贸易壁垒。
　　二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是围绕跨国企业在华的持续经营，包括全球战略性新兴领域的对华投资。对内开放讲的是竞争中性的原则，要避免在国内市场上产生不公平、不平等的竞争领域，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保证外资、国营、民营不同的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开放领域。从国家出台的促进民营经济、促进外商投资的一系列法文中可以看到，这方面是我们需要持续突破的。
　　三是要素和制度的开放。要素开放涉及商品、人员、资本、数据等的自然流动。由于疫情原因，过去的商务往来还在逐步恢复过程中，距离疫情前的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打通国内外市场，让商品和要素通过市场规律进行充分流转，以实现最优配置、提高效率。制度性开放则是主动对接全球市场规则，同时对接企业的诉求。目前，国内涉外经贸领域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