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第十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国企改革专题在京举行，杨瑞龙研究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瑞龙、周业安）为主要贡献人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共同治理研究”获得第十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论坛上，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家等问题发表了观点。
　　新一轮国企改革需深化体制机制创新
　　“国有企业改革难度之大，超出想象，要从理论上研究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兼容，难度之大超出想象。要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与市场经济对接。”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表示，中国经济学家要关注大问题和真问题，回答改革开放当中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能仅仅关注象牙塔的问题。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抽象提出科学问题。
　　据了解，杨瑞龙研究组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实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模式，也就是根据国有企业所提供产品性质的不同、与所处行业的不同，实行不同的改革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应采用国有国营模式，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适宜采用国有国控模式，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应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中小型国有企业应走完全市场化道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对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宜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采用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
　　目前，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正拉开帷幕。活动上，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等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和政策如何支持经济运行发表看法。
　　刘伟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根本，企业家是企业制度的关键，企业制度是市场体系的基本构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家，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前的国企改革问题与过去三四十年的国企改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我国的国企改革是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单纯用经济学的逻辑很难解释，相反用管理学的逻辑则更为直接的描述国企改革复杂的现象。尤其是以前谈国企改革强调提高效率，现在不仅强调效率，更要“双聚焦、双核心”，一是增强核心竞争力，二是增强核心功能。
　　黄群慧指出，现代国企改革的重大问题是企业资产收益率不高，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对国有经济战略性支撑作用和现代化事业不相匹配。他认为，改革的一个方向仍然是分类改革，这个方向关键是处理好国企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创新国有企业，最终的目标就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那么，国有企业该如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如何培育出世界一流企业家？刘伟表示，造就世界一流企业家重要的体制条件，在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尤其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和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一方面是完善企业制度，特别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完善价格制度，特别是完善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等制度；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主要是法治和信用制度的完善；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切实在体制上形成政府与市场、总量与结构、宏观与微观、国家与企业等相互协调机制。
　　在黄群慧看来，现代新国企包括资本、治理、技术、管理的四个维度。其中资本维度是指在资本布局上要聚焦应该有的使命定位，这种定位可能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推进会有动态调整，动态推进。治理维度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在公司治理框架下，通过企业实践“两个一以贯之”。技术维度是要提高价值链的地位，这需要创新能力的，尤其是技术创新。管理维度涉及管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于，长期化绩效考核机制和创新容错机制没有完善和建立。对国有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监管在长期绩效方面考虑的少，相反从严约束方面考虑得过多，这也会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未来方向。”黄群慧说。
　　理性调整对刺激性政策的预期
　　近日，8月份经济数据公布，包括工业、服务业、消费、出口、就业等经济指标均出现边际改善，如何通过投资和消费拉动内需进一步增长也成为社会关切。
　　“这段期间财政刺激，有其正面效益，即让收入分配和消费得到改善，但也需要关注其反面效益，即效率低下、债务积累比较快等其他问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如果延续以财政刺激做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以聘用大量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来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做法，将推高经济和消费增长的相对成本，这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
　　白重恩进一步指出，与其他G20经济体相比，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但未来要想进一步增加消费，“老路子”或许行不通了，可能要从其他的方面改善居民的收入和收入分配。
　　“过去几年，增值税税率和社保缴费率都在进一步下调，但未来要想在减少对刺激性财政政策依赖的背景下，进一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鼓励消费，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支出用于什么环节，是做基础设施投资还是用于改善民生，比如改善基础教育、提升养老服务等。”白重恩说。
　　根据各要素对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白重恩分析，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政府引导的投资主要是投在创造低端劳动力的就业上，将会对投资成本高、更多使用教育水平较高劳动力的非关联部门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进而导致这些领域投资不足。回顾来看，政府在基建等领域引导投资力度较大的背后，和过高经济增长预期不无关系。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指出，目前中央已经释放了很多积极政策。比如，财政政策持续发力，货币政策年内已迎来第二次降准，房产政策明显放松了并且已经出台提振股票市场的政策。此番罕见的政策“组合拳”没有给市场带来强劲反弹，在政策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背后，应该反思的是，可能是市场预期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本身就存在偏差。
　　在他看来，目前应当理性认识周期，期待一招鲜的政策，一个政策下去市场马上反弹的预期要有所改变。
　　“我国经济进入了比较长的周期性调整。现在应该是急性病转为慢性病，应该采取慢性病治疗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固本培元，长期归长期，短期归短期，特别注重长期。” 毛振华强调，要研究如何减缓、减轻周期性冲击。在经济周期性调整过程当中，我国仍拥有很大的政策性空间，有能力缓解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此外，要重视培育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