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对有效投资的带动作用。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上海市制订了《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有效投资项目清单，尤其是紧紧围绕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适度超前开展符合经济增长规律和产业发展趋势的有效投资，大胆设计、精心运作全国性的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认真研究和梳理有关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谁投资、怎么投、咋分红”的有效投资机制安排问题，无疑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扩大有效投资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
　　● 谁投资：从政府筛选投资的导师制转变为市场筛选投资的赛马制
　　目前来看，中国产业投资基金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机构，通过直接投资或与其他投资者合资方式投资于科技创新、绿色能源、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产业和重点领域，旨在以政府筛选投资管理人和项目的“导师制”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从资金来源讲，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出资和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投入，通过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国有企业、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等渠道提供资金。
　　从投资决策讲，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项目通常由管理团队和投资专家小组与政府或行业协会等参与制定产业政策的部门一同讨论，并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市场前景、团队管理和财务数据等因素，经严谨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共同决策。
　　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团队和人员也大都由政府确定，其工作重点是负责管理和监督投资项目以确保资金使用正确、规范和透明，同时也为项目提供后续支持，在确保投资安全及最大化回报的基础上关注投资产业的长期发展。当然，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近年来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市场化管理和运作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
　　建设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有利于以市场“赛马制”筛选投资管理团队和项目，充分体现产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和管理运作的市场化原则。借鉴国际经验，特殊目的资产公司（Special Purpose Asset Company, SPAC）是国际产业投资基金发起的一种新型模式，其核心运作模式在于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平台先行全球筹集资金，其后投资于可带来股权或债权收益的产业投资项目，往往被视为是投资未来潜在高回报产业项目的中心平台型基金。SPAC产业投资基金首先需要将一笔大约为募集金额10%至15%的押金存入指定账户，以支付潜在投资人分红和其他开支，启动公开或非公开募集程序后即需按照相关投资协议在规定时期内完成对产业项目的投资，否则退还成立期费用并关闭注销。在这种意义上讲，以赛马制通过市场筛选设立的SPAC产业投资基金，不仅在产业项目和投资人之间架起了一个桥梁，还能以其未来投资收益为基础借助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平台优势，向境内外市场发售适合的债务融资产品，进一步提升产业投资基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 怎么投：从投资拘于上海地域的产业链转变为投资整合全球资源的价值链
　　虽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效日益显现，但是上海产业投资基金基于区域优势、政策支持、专业化投资和产业升级等综合因素考虑，仍拘于投资上海地域某些产业链。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发达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金融、科技、制造等领域有着较强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创新资源，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上海地域产业链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域优势和资源。
　　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为相应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资金支持，上海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政府引导基金，选择投资于上海地域的产业链也是为了配合和促进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同时，上海产业投资基金往往以一定的领域和行业为核心投资对象，通过专业化投资和管理能够更好地掌握行业发展趋势和风险变化，提高投资成功率和回报率，有助于基金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专业化优势。
　　总体来说，上海产业投资基金与上海市政府通过依托政府引导基金、推动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公益事业支持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主要投资的产业链包括银行、证券、保险、资本市场等金融服务行业，以支持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创新；包括汽车制造、电子制造、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领域，以提升上海的制造业水平和竞争力；包括影视、动漫、游戏、设计、艺术等文化创意领域，以推动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包括交通运输、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以支持上海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建立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可以支持产业投资者利用专业化、多元化、全球化平台优势，把握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难得市场机遇，通过提高自身确立的“价值链”优势地位获取更高质量、更长效益的产业投资回报，进而助推上海产业投资基金从产业链投资向价值链投资的转变。具体来讲，建立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并利用其技术信息优势，一是可以推动产业投资基金深入了解产业价值链：解读全产业价值链结构，具体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子产业，深入洞察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
　　二是能够推动产业投资基金按照战略导向有序布局：整体审视产业布局、战略导向，通过交易中心开展投资并购、战略联盟等，在价值链各个环节有序布局。
　　三是可以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全面把握项目价值：通过中心展示项目的多维度比较，从全产业价值链出发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在项目选择和投资决策环节中准确把握项目价值，避免陷入局部优化的误区。
　　四是可以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全面加强战略管理：在日常管理中采用战略管理手段，通过交易中心显示的核心指标、绩效等对投资业绩进行评估、监控和反馈，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和管理模式。
　　五是可以推动产业投资基金有效防控风险：在产业投资基金评估、定价、购并、交易等过程中减少信息不对称状况，保障整体上把控产业投资方向与项目布局，推动更加精准对接政府相关产业发展政策，促进落实国家相关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
　　● 咋分红：从项目退出获取收益转变为市场转让增值收益
　　目前来看，产业投资基金可以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并购重组 M&A、回购资产、投资权益转让、派发分红收益等方式实现退出，在股权或资产价值增值的情况下获得投资回报。但是，产业投资基金通过退出实现收益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需要投资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退出策略，并符合投资风险和预期收益要求。
　　一是要考虑投资对象的盈利状态：产业投资基金退出的收益受到投资对象盈利情况的影响，投资对象盈利上涨或企业估值提高，相应基金退出收益也会提高。
　　二是要考虑行业竞争及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竞争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给投资企业带来影响，从而影响产业投资基金退出收益，例如行业萎缩、竞争加剧、经济下滑等均可能导致基金退出时的收益降低或亏损。
　　三是要兼顾基金份额评估：在退出时基金份额的估值对于退出收益有重要影响，基金份额的估值可能会因市场需求和供给变化、市场波动等多重因素而产生波动，从而影响退出价格和收益。
　　四是要考虑退出方式：不同的退出方式会对收益产生不同的影响，出售部分股权、整体出售或破产清算等多种方式都会影响退出时的收益。
　　五是要考虑基金期限：基金期限结束前的退出收益通常会较低，因为在基金期限结束后才能获得最终的退出收益，而在基金期限结束前退出可能会受到市场波动、管理费用、投资回收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退出时收益较低。
　　六是要考虑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不等同于风险投资基金，不能完全按照基金盈利趋势和基金期限完全退出，其重要使命更在于支持形成区域主导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产业投资基金的退出还要更多结合考虑新的投资基金的成立。
　　相比较而言，建立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可以从项目退出获取收益转变为市场转让增值收益，因为市场转让本身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产业投资基金可以根据市场情况随时变卖或购入，在基金净值处于高估时通过抛售获得溢价收益，同时由于市场转让本身相对简单且便利，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二级市场交易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的交易价格受基金净值、市场需求和供给等因素影响，产业投资基金能否从市场转让中获取高额收益，本身就是对其投资项目优劣和管理业绩好坏的最好“诊断剂”。
　　若基金表现出色，市场对其份额需求旺盛且供给量较少，则会出现份额价格高于基金净值即存在市场溢价的情况，基金持有人可以通过出售份额获得相应的市场溢价收益。随着基金所投资企业的业绩提升基金净值也会增值，基金持有人在基金净值增值的情况下出售份额则可以获得净值增值的回报。一些产业投资基金可能会定期向持有人发放分配股息、红利等收益，投资者在分配收益时出售份额则可以获得相应的分配收益。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投资基金转让价格随市场波动而波动，基金持有人应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出售时机以获得更好的市场收益。
　　当前，有效投资是全国各地不约而同提到的一个新词，是指相对于无效和低效投资而言具有较高产出效益的投资。以往中国产业投资更侧重于关注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投资策略和方法，对于按照市场配置资源提升投资效率的要求比较欠缺，在有关“谁投资、怎么投、咋分红”的有效投资机制安排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换句话说，有效投资不仅要强调投资方向正确，也要更加注重投资效率，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产业投资基金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支撑。
　　通过极具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全国性产业投资基金交易中心建设，不断创新和优化保障中心可持续发展的监管框架、运行体系及数字信息化技术，支持有效投资从政府筛选投资的导师制转变为市场筛选投资的赛马制，从投资拘于上海地域的产业链转变为投资整合全球资源的价值链，从项目退出获取收益转变为市场转让增值收益，上海一定能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李湛，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曹啸，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教授。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褚伟博士对本文的意见）
（文章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