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葛均波又完成了一项“世界第一”。
　　他与团队应用新一代介入式人工心脏完成了一例高风险冠脉手术，手术的成功代表目前世界最小介入式人工心脏正式迈向临床，具有里程碑意义。
　　作为世界心血管病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之一，葛均波创造过多个心脏病领域的“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但他深知，个人医术再精湛，能救治的病人终究有限，只有打造创新生态圈，打通创新链，带动更多人投入创新与转化，才能将更多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帮助更广大的患者。
打造一个创新生态圈
　　上观：2015年，您发起成立了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后来又成立了创新学院。在日常忙碌的手术、门诊之余，您为什么对医学创新这么看重？
　　葛均波：20多年前，我刚从德国回国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国产的高端医疗器械和设备很少，大多是依赖进口。2000年，第一款进口药物支架进入中国，要4万多块钱一个，这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记得，有一家医院请我去会诊，病人需要同时装三个支架，再加上球囊等费用，加起来都能买一辆桑塔纳轿车了。病人的儿子对我说，他就是倾其所有也要救自己的父亲。交费那天，他解开一层又一层衣服，最后掏出藏在贴身衣袋里的一摞钱，那摞钱还带着他的体温。我很受触动：等进口支架降价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研发中国人用得起的支架呢？
　　于是我就和我当时的博士生、现在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学波讲了这个想法，我们决定申报国家863科技项目，研发国产支架。我们找材料、研究药物涂层技术，经历了一次次失败，5年后终于成功研制出生物可降解涂层冠脉支架。2005年，包括我们在内，中国共有三款国产支架上市，打破了“洋支架”独大的局面。当时有老外认为我们中国的支架不够好，但实验结果表明，我们的支架并不比他们的差，甚至更好。国产支架的问世也推动了进口支架费用的大幅降价，大多数患者不必再为高昂的支架费用担心了。
　　上观：这款国产可降解涂层冠脉支架上市后，您紧接着又开始研发另一款“会消失的支架”？
　　葛均波：是的，支架的涂层虽然可以降解，但支架本身仍然是一个长期留存在血管里的异物。我就想，有没有可能让支架完全“化”掉呢？2005年我和团队开始研发可以完全降解的支架，我们从寻找可降解材料开始，一步步进行动物试验，直到2013年终于获得批准进行临床试验。我给这个支架起了一个名字叫Xinsorb，Xin是“心”的拼音，sorb有吸收的意思。从多年的随访数据来看，病人植入这款支架后效果良好，5年后随访的时候几乎已经找不到支架，被人体自然代谢吸收了。这款支架从研发到上市一共经历了15年。
　　这两款支架从最初的创意到最终应用于病人，大致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医生基于临床需求提出概念，通过研究与实验做出样品，工程师再把样品变成产品，最终通过企业变成商品，造福病人。而支架只是医疗器械中的一个种类，中国医疗器械的研发与进步需要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于是，我在2015年9月11日发起成立了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并提出了这样一句口号：From the doctors,by the engineers, for the patients.也就是来源于医生，依靠工程师，服务于病人。我们想通过这个学术组织打造一个创新生态圈，推动中国医生的创新，尤其是医疗器械的创新，从而让更多核心技术掌握在中国医生手中。
　　这个俱乐部成立后，我觉得还不够，因为大多数临床一线的医生还是缺乏创新的意识与能力，也急需协作的创新环境。许多外国医生一生都在创新，我们中国医生不比他们差，为什么不善于创新呢？于是我又发起了一个创新学院和医学创新联盟。我们想要探索一条路，激发、保护创新者的创新热情，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创新。
　　上观：这所创新学院招收怎样的学生？
　　葛均波：我们每年招一期学员，其中大部分是临床一线的医生，也有工程师、医药相关企业的创始人以及医疗领域的投资者等。学员们要通过面试才能录取。创新学院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陆续有人来找我打招呼，想要来这里学习。我们的标准很明确，如果进来学习只是为了认识一些人脉，扩大“朋友圈”，那这个出发点就错了。
　　今年，创新学院第八期已经开始，此前已经有近500名学生毕业，他们有的研发导管，有的造球囊，有的造支架，创新的品种非常多，解决了不少“卡脖子”难题。也有一些学生建立了自己的初创公司，在深圳、苏州、杭州、北京等地开始创业。
葛均波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
不唯书、不唯上，保留一份天真
　　上观：作为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创新学院的院长，您会给学员们讲些什么内容？
　　葛均波：在第一堂课上，我会跟学员们讲医学史上那些“离经叛道”的创新故事。医生除了传承既有的知识进行救死扶伤之外，还承担着医学创新、推动医学进步的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医生要尊重患者最本质的需求，包括生理与心理的需求，在变革医学技术与理念的同时要避免闭门造车，联合各个专业进行协同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科学的力量，尊重医学伦理，任何时候，人类都不能充当“造物主”。
　　除了第一课，我还会给他们分析临床需求在哪里，创新转化的痛点在哪里，如何把一个样品变成产品。创新学院会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心血管医生、企业的首席技术官、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专家，给学员们讲医学创新的路径及原则、临床需求的筛选及评估、医工融合、知识产权保护、注册法规、医学创新模式等，涉及创新转化的全链条。
　　上观：医学史上有哪些看似“离经叛道”的创新推动了人类医学的发展？
　　葛均波：比方说腔镜技术。当年第一个用腹腔镜做阑尾炎手术的医生被医院开除了。当时，绝大多数外科医生认为，在身上打几个小孔的腔镜手术是哗众取宠，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如今，腔镜手术已经造福了无数病人，而且非常普遍。
　　还有，40多年前，医生都认为胃溃疡是引发胃癌的主要原因，而胃溃疡主要是胃酸过多导致的。国外一位病理科医师沃伦发现了一种细菌，他认为这种细菌与胃炎和胃溃疡有密切关系，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沃伦与他的伙伴马歇尔医生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这种细菌的研究。马歇尔用弯曲菌隔离技术培养活检标本，可连续培养了34例活检标本都没有发现细菌，马歇尔很失落。在培养第35例标本时，正好遇到复活节假期，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待观察培养的结果，而是回家过节。几天后，当马歇尔回到实验室时，惊讶地发现自己苦苦等待的细菌终于培养出来了。
　　他将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著名的《柳叶刀》杂志上，但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他。马歇尔决定以身试“毒”，他先通过胃镜证明自己的胃是健康的，然后把这种细菌喝了下去。他的同行甚至连家人都觉得他太傻了。两个星期后，他出现了打嗝、胃痛等症状，被诊断为胃炎。他又做了一次活检，结果培养出了那种细菌。接着，沃伦和马歇尔又对100例胃病患者进行详细的研究。此后，马歇尔将这种细菌命名为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大幅提升了胃炎、胃溃疡等患者根治的概率，并有可能将胃癌元凶扼杀于萌芽中。2005年，沃伦与马歇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可见，医学创新是一个痛苦、焦虑却快乐的过程，有时候会遭受质疑且充满风险。
　　上观：医学有时候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恰恰能成为创新的动力。
　　葛均波：的确如此。2005年，我在中山医院为一位患者进行介入手术，他心脏左边的两根主干血管完全闭塞，这种手术被业内称为“冠心病最后的堡垒”。当时，手术通过卫星向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直播，让全世界的顶尖医生一起“围观”。手术中，我反复尝试，可导丝始终不能正向通过血管，我有点焦虑，心想这可是国际直播啊，不能给中国医生丢脸。当时我突发奇想，用一根微导管从侧支循环进入，微导管竟然逆向走到了闭塞的位置，最终开通了闭塞的血管。
　　上大学时老师告诉过我们，侧支循环并不是血管，它是一层内皮细胞组成的通道，是一碰就会破的，我从没想到微导管能够经过侧支循环走到闭塞的位置。后来这一技术被命名为“逆向导丝技术”，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三大常规手术方式之一。
　　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但不等于所有理论、技术是一成不变的。学生应当尊重老师，但我也不希望我的学生认为我说的全都是对的，否则医学不可能有进步。我认为，应当鼓励学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保留一份天真。天真是创新最重要的元素。天真的心态，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习以为常”的好奇，不受传统理论束缚，不断提出疑问，才有创新的动力。
　　葛均波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重大心血管疾病诊疗技术革新和成果转化，在冠状动脉腔内影像诊断、复杂介入诊疗技术创新、新型器械研发和心血管危重症救治体系建立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既要有创新的氛围，也要有转化的氛围
　　上观：医学创新本应基于临床的需求，最终为临床服务，并且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现在是否存在一些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情况？
　　葛均波：确实有这种情况。近年来，国家对创新转化，尤其是医学创新转化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全国三甲医院的专利转化量呈现出增长的态势。不过，还是有医务人员虽然申报了创新专利，但成果最终并没有得到转化。这种没有转化的、长期“趴着不动”的专利，被称作“僵尸专利”。
　　为了倡导创新和转化，2022年，医学创新联盟发起了首个“中国医学创新转化排行榜”，把中国千余家医院的专利申请总量与专利的转化量分别进行了计算，并通过8项指标列出了相应的分榜单。今年，第二届排行榜在青岛发布，我们给这份榜单起了一个名字叫“琅琊汇”，并新增两个分榜单：进步最快榜单和转化金额榜单。全国各个医院都非常关注这份榜单的发布。
　　上观：专利长期得不到转化，主要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葛均波：首先是创新的初衷。真正的创新都不是基于结果的，所有奔着结果去的，都不叫创新。创新的初衷应该基于临床的需求，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只是为了职称晋升而创新。
　　此外，一个创意首先要经过“从0到1”的概念验证和早期项目孵化阶段，然后要经过“从1到10”的产品验证阶段，最终进入转化阶段，也就是“从10到100”的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依靠一线医生与工程师的紧密合作，而“从10到100”的过程则需要企业发挥作用，这就与每个地方、每座城市的营商环境有关。
　　就我们创新学院目前的创新转化成果来看，创新转化有一半是在大湾区实现的，此外是江苏、浙江等地，在上海落地转化的并不多。上海有着浓厚的创新氛围，但还需要更好的转化氛围。
　　上观：您刚才提到，想要探索一条路，保护创新者的创新热情，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去创新。在实际工作中，创新者们的后顾之忧主要有哪些？
　　葛均波：我曾经多次表达过一个观点：创新不只是创新者本人的创新，而是整个社会的创新。我们想要把更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要鼓励原始创新，让创新者心无旁骛地工作。眼下，创新成果的归属界定是创新者的困惑之一，转化成果的认定和保护机制亟待完善。
　　这些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在呼吁，要通过完善政策和法规让创新者明确：自己的成果一旦转化为产品之后，哪些是应得的报酬，哪些不是，不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过去，心脏科医生经常会遇到心导管因为压力过大插不进心脏被弹出来的难题。1967年，甘茨医生在海边度假时，看到顺着洋流漂回港湾的帆船，突然有了灵感。他想，假如在心导管中放一个气囊，打上气，它自己不就能顺着血流的方向漂移进心脏了吗？通过一系列试验，他发明了著名的漂浮导管技术，标志着血流动力学监测时代的到来。这一技术在全世界造福了许多病人，而只要使用这项技术的公司都会向这位医生支付一定的专利费，他也因此享受到创新带来的成果。
　　我相信，在创新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医生与科研人员都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想让人类变得更好。这份责任感与热情很可贵，而只有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才能真正激发创新者的创新热情。
从元宇宙到“心宇宙”
　　上观：创新俱乐部和创新学院只针对心血管领域的创新吗？未来还会向其他领域扩展吗？
　　葛均波：我们准备把脑血管领域的创新也纳入进来。这几年脑中风、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为什么医生很努力，医院也很努力，患者却越来越多呢？其实，脑中风也是一种血管病。血栓把脑血管堵住了，脑子就会坏死；血栓把心脏血管堵住了，心肌就会坏死。那引起那么多人得血管病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吸烟、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越来越多，这些疾病都会引发血管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泛血管”的概念，准备建立泛血管创新中心，邀请脑介入专家加入，一起进行泛血管领域的创新。
　　上观：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是当下的热点话题，这些新兴技术潮流将给医学创新带来哪些改变？
　　葛均波：元宇宙是1992年斯蒂芬森在《雪崩》中提出的概念，起初被翻译成“元界”，他描述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它拥有现实世界的一切形态。简单来说，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人和事都被数字化投射在了云端世界里。
　　那元宇宙能否应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成为“心宇宙”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未来我们可以通过3D心脏动画及AR眼镜、可穿戴设备、实时医学教育空间、虚拟医院和虚拟诊疗室让心血管疾病的诊疗迈入新的时代。
　　医学元宇宙包含五大技术要素：人工智能、扩展现实、区块链、5G通信和数字孪生。未来的医学元宇宙会如何发挥作用？假设老王被诊断为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医生会建议他注册一个专门的健康应用程序，来表征他的数字孪生患者。数字孪生技术会汇集老王所有的数字健康数据，并与人工智能交互，以监测他的泛血管健康状况。人工智能将老王的数据与其他人的健康数据进行比较，通过这种方式，数字孪生患者模型能模拟、预测老王未来5年、10年的健康状况，以及下一步可能需要的治疗，在病情恶化之前采取预防措施。人工智能还能为老王和他的医生提供针对性的预防或后续检查建议。
　　上观：您觉得，这些未来技术还有多久能得到应用？
　　葛均波：我认为不会等太久。我们目前正在做数字孪生方面的研究，而且已掌握了一定量的数据。过去，医生看病靠的是望触叩听，现在是通过个别检查来诊断疾病，但这只能获得对病情的初级认识，不可避免会有误诊和漏诊。未来，医生能把患者的各种因素都整合在一起，通过大数据的辅助做出更精准的治疗。我们能借助上述技术真正把患者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