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诺奖特别展现了小众领域的大格局和人文关怀 戈尔丁亲和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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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诺奖特别展现了小众领域的大格局和人文关怀 戈尔丁亲和幽默
2023-10-10 20:14:00
尽管女性构成了人口的一半，而对女性的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可谓小众，哈佛大学教授Claudia Goldin（克劳迪娅·戈尔丁）投入毕生精力关注居于“半边天”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她进行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信息挖掘，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的动态权衡关系。昨天，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这位在女性经济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女学者，Claudia Goldin成为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得主。
2021年12月国发院作为“亚澳劳动经济学会年会”（Asian and Australasian Society of Labour Economics 2021 Conference） 的主办方，有幸邀请到Claudia Goldin教授在会上进行主旨发言。彼时她的最新力作“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刚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正在接洽出版过程中。这本书总结了Claudia Goldin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部美国女性的量化历史，回顾了美国高教育程度女性一百年来在“职业”和“家庭”之间的权衡斗争。
Claudia Goldin为大会准备的主旨演讲“事业与家庭——过去与现在”（Career and Family: Then and Now）概述了她的主要思想。Claudia首先指出了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大学学历，更有不乏追求更高学历和获得专业认证的女性，尽管她们与男性有同样的初始“野心”，其结局或最终成就却与男性存在差异。Claudia将两性同样起点但不同终点的原因归结为“贪心的工作”（Greedy Work)，以及性别（不）平等(Gender Equality)和夫妻（不）平等(Couple Equity) 的关系上，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高职、高薪起点的女性，若干年后在职场上仍与男性存在无法弥合的收入差距。
Claudia按照女性在“职业”和“家庭”的参与程度（即结婚率、生育率和工作参与率），按拥有4年制大学学历的女性的毕业时间分成五个历史时期讨论：（1）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在1878-1897）的女性，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2）毕业于1920-1945（出生在1898-1923），女性把事业居于家庭之前；（3）毕业于1946-1965（出生于1924-1943），对这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家庭居于事业之前；（4）毕业于1966-1979（出生于1944-1957）的女性先事业后家庭；（5）毕业于1980-2000+（出生于1958-1978+）的女性则事业与家庭兼顾。Claudia由此强调了120年来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生育控制技术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
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两者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即使今天，当控制了教育、职业等基本特征后，女性仍是男性收入的60%。Claudia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心的工作”（Greedy Work)安排，而职场上的性别歧视。Greedy Work指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特定的时间以获得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特指工作时间越长回报越高，两者呈非线形关系的工作类型。
很多高收入职业，如律师、金融、投资、医生、科研人员等，需要投入大量且连续的时间，加班、出差是常态。这种时间上的不灵活性导致女性在有孩子之后，难以从事“随加随到”、高时间投入且高回报的工作，只能选择行业内时间相对灵活但工资相对低的工作。这样“贪”的工作性质和家庭性别分工对女性的要求导致职场上的分化。
由此，Claudia提出只有实现了家庭内部夫妻间的平等（Couple Equity）才能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她强调两者相伴相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Claudia认为改变社会的性别观念让男性回归家庭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美国和很多国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过程，她更为推崇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通过改善工作团队的组织方式，加强团队成员的替代性，避免人人“随时待命”，从而弱化女性在职场上的劣势；以及降低儿童抚育和照顾老人的成本，缩小高知女性在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
两年前，作为该会议的中方主要组织者，我和这位亲和、幽默、充满个人魅力的Claudia Goldin教授，有了些许线上的沟通。我向她介绍了中国放开了“二胎”限制并开始鼓励“三胎”并询问她的想法。Goldin则对东亚的生育率上升不抱乐观的态度，她认为除非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职场女性获得更多的切实的帮助，否则她们不太会考虑生育，更不用说三胎。在我问到“零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潜在影响时，她认为“零工经济”更多针对低端就业市场，目前对高学历劳动力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同时她也谦虚地说她要回家请教一下老公Larry (Lawrence Katz)，他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时隔两年，她的谦和和坚定的态度仍给我很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在进行疫情期间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变化研究时，第一个想到要请教的人就是她。
截至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5次，共有93人获奖，Claudia Goldin是唯三的女性经济学家，也是在女性经济学领域唯一的获奖者。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地展现了经济学家在小众领域的大格局和人文关怀，是对女性、对弱势的小众、对边缘问题、对持久性研究的关注和极大激励，相信会鼓舞更多的学者探索自己真正热爱的问题并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文章来源：新京报）
2021年12月国发院作为“亚澳劳动经济学会年会”（Asian and Australasian Society of Labour Economics 2021 Conference） 的主办方，有幸邀请到Claudia Goldin教授在会上进行主旨发言。彼时她的最新力作“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刚刚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正在接洽出版过程中。这本书总结了Claudia Goldin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一部美国女性的量化历史，回顾了美国高教育程度女性一百年来在“职业”和“家庭”之间的权衡斗争。
Claudia Goldin为大会准备的主旨演讲“事业与家庭——过去与现在”（Career and Family: Then and Now）概述了她的主要思想。Claudia首先指出了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大学学历，更有不乏追求更高学历和获得专业认证的女性，尽管她们与男性有同样的初始“野心”，其结局或最终成就却与男性存在差异。Claudia将两性同样起点但不同终点的原因归结为“贪心的工作”（Greedy Work)，以及性别（不）平等(Gender Equality)和夫妻（不）平等(Couple Equity) 的关系上，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是高职、高薪起点的女性，若干年后在职场上仍与男性存在无法弥合的收入差距。
Claudia按照女性在“职业”和“家庭”的参与程度（即结婚率、生育率和工作参与率），按拥有4年制大学学历的女性的毕业时间分成五个历史时期讨论：（1）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毕业于1900-1919（出生在1878-1897）的女性，她们在家庭和事业中二选一；（2）毕业于1920-1945（出生在1898-1923），女性把事业居于家庭之前；（3）毕业于1946-1965（出生于1924-1943），对这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家庭居于事业之前；（4）毕业于1966-1979（出生于1944-1957）的女性先事业后家庭；（5）毕业于1980-2000+（出生于1958-1978+）的女性则事业与家庭兼顾。Claudia由此强调了120年来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从事业或家庭的二选一到两者兼顾的过程。其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劳动需求从体力到脑力劳动的过渡，以及生育控制技术出现使得女性有了推迟婚姻和生育的选择。
尽管高知女性兼顾两者的能力越来越强，她们的事业成就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即使今天，当控制了教育、职业等基本特征后，女性仍是男性收入的60%。Claudia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贪心的工作”（Greedy Work)安排，而职场上的性别歧视。Greedy Work指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特定的时间以获得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特指工作时间越长回报越高，两者呈非线形关系的工作类型。
很多高收入职业，如律师、金融、投资、医生、科研人员等，需要投入大量且连续的时间，加班、出差是常态。这种时间上的不灵活性导致女性在有孩子之后，难以从事“随加随到”、高时间投入且高回报的工作，只能选择行业内时间相对灵活但工资相对低的工作。这样“贪”的工作性质和家庭性别分工对女性的要求导致职场上的分化。
由此，Claudia提出只有实现了家庭内部夫妻间的平等（Couple Equity）才能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她强调两者相伴相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Claudia认为改变社会的性别观念让男性回归家庭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美国和很多国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过程，她更为推崇的解决办法是降低工作的“贪性”，通过改善工作团队的组织方式，加强团队成员的替代性，避免人人“随时待命”，从而弱化女性在职场上的劣势；以及降低儿童抚育和照顾老人的成本，缩小高知女性在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
两年前，作为该会议的中方主要组织者，我和这位亲和、幽默、充满个人魅力的Claudia Goldin教授，有了些许线上的沟通。我向她介绍了中国放开了“二胎”限制并开始鼓励“三胎”并询问她的想法。Goldin则对东亚的生育率上升不抱乐观的态度，她认为除非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职场女性获得更多的切实的帮助，否则她们不太会考虑生育，更不用说三胎。在我问到“零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潜在影响时，她认为“零工经济”更多针对低端就业市场，目前对高学历劳动力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同时她也谦虚地说她要回家请教一下老公Larry (Lawrence Katz)，他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时隔两年，她的谦和和坚定的态度仍给我很深的印象，以至于我在进行疫情期间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变化研究时，第一个想到要请教的人就是她。
截至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5次，共有93人获奖，Claudia Goldin是唯三的女性经济学家，也是在女性经济学领域唯一的获奖者。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地展现了经济学家在小众领域的大格局和人文关怀，是对女性、对弱势的小众、对边缘问题、对持久性研究的关注和极大激励，相信会鼓舞更多的学者探索自己真正热爱的问题并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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