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玉根: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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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玉根: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思考
2023-10-18 17:46:00
痕效应仍在
  房市是中短期稳增长的关键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数据呈现较大波动,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其称作“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背后原因主要是疫情的疤痕效应。疫情之前,经济增长有其趋势线;疫情之后,经济数据虽有一定恢复,但直到当前仍处于趋势线下方。
图1:按季调环比推算实际GDP指数低于疫情之前的趋势线  要让经济恢复到趋势线之上,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加码。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其中一个要点,就在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回顾过去几个月的数据:2023年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长已恢复至0.50%,折合成年化增速约6%;2023年1-8月社零、投资、出口累计同比分别为7.0%、3.2%、0.8%,可见经济增长主要受到房地产链条的拖累。今年要实现5%左右的增速,重点就在于房地产市场。
图2:2023年1-8个月社零、投资、出口累计同比  实际上,8月以来,宏观政策稳增长的主要抓手之一就是房地产领域。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很高,2021年地产相关产业占GDP比重达35%。2022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表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描述了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比高的客观现实。因此,房市是中短期稳增长的关键。
  去年以来房地产销售面积持续下滑,今年前8月地产销售面积、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7.1%、-8.8%。2022年四季度之后,房地产政策有所宽松,包括“三支箭”的融资端政策以及“因城施策”的需求端政策。2023年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指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图3:2022年以来房地产销售和开发投资情况  关于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我们倾向于认为,短期内可以产生一定效果。因为广义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已从两年前高峰期的18亿平方米左右,收窄到当前的13亿平方米左右。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为64%左右,中国人口平均年龄仅在40岁左右,加之中国城镇住房面积约为350亿平方米,其中28%属于商品房改革前的老房子,整体来看,还是积累了一定需求。
  此外,宏观经济本身也在经历周期性波动。2005年至今,中国经济共经历了4轮完整库存周期,平均历时40个月。上一轮库存周期的底部在2019年底、2020年初,目前已超过40个月,补库存需求逐步显现,预计今年稳增长问题不大。但即使今年GDP增速达到5%左右,考虑到去年增速仅为3%,两年平均值也只有4%。
图4:我国房地产库存周期  中长期来看
  中国面临“由大到强”的新挑战
  未来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新征程”的概念,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对“发达国家”的定义并不相同,但各自统计口径下的全球发达国家数量基本一致,如果对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中间1/3就属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测算,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均GDP约在3万-5万美元之间。中国人均GDP要从现在的1.3万美元跨入2035年的3万美元门槛,在不考虑汇率和人口增速影响的情况下,达成上述目标预计需要GDP每年增长6%以上。
  当前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压力有所加大。过去十年中国资本回报率不断下行,疫情前出现止跌迹象,但疫情过后资本回报率再次下滑。
图5:中国资本回报率走势  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和赖以参与全球竞争的传统制造业优势不断下降。背后的一项重要因素,是中国人口的数量红利逐渐消退。2010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比达到高峰的73.8%,此后持续下降。但另一方面,人才的质量红利正在缓慢出现。教育部预计2023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为1158万人,其中工科类专业占比达62%。因此高端制造业在中国能享受更低的工程师成本,更具有全球竞争力。
图6:中国人口的数量红利减弱,质量红利初  现聚焦经济改革,接下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尤为重要。疫情三年导致我国消耗了一定“家底”,再加上过去五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去年以来的俄乌冲突等使得国际局势异常复杂,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外压力交织的局面,已经到了改革激发活力的时刻。
  转型发力
  需要“立木为信”
  想要重新树立经济的信心,“立木为信”十分重要。建议转型发力关注两个要点:
  第一,要告别旧模式,开启新模式。开启新模式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告别过去20年以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为驱动的增长模式;二是解决地方政府积累了20多年的债务问题,这也是告别土地财政的标志性事件。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参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分享到诸多红利。但随着这种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开启新模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让政府做得“更少”,让市场做得“更多”。
  第二,要抓住科技周期,发展科技驱动的高端制造。传统重化工业时期,政府主导投资有其合理性;但对于创新型、科技类企业,政府应更多让位于市场。这不代表政府不作为,而是需要政府搭建好平台。比如参考“合肥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基金让市场孵化新兴产业,政府可以通过数据要素分享数字经济红利。当然,构建这种模式需要时间,但至少当前一定要开始行动。
  当前的环境背景对中国抓住科技周期十分有利。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和美国股市发展远超预期。一方面,去年底,中外经济分析师普遍认为美国今年会陷入衰退,将通过经济增速下行降低通胀,无论最终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结果是今年美国经济很有韧性,通胀快速回落。另一方面,今年美股表现较好,上半年纳斯达克涨幅创40年来的历史新高,背后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技术进步。受益于技术进步、降本增效,美国经济增长更有韧性,通胀下行也较为迅速。美国股市上涨的70%源于前七大科技股,说明新一轮科技进步周期正在启动。
图7:美国经济下行慢、通胀回落快  我们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开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各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看,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尤其是新能源、高端机械设备等行业的竞争力处于全球较高水平,并且处在上升阶段。这说明过去几年,中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已在高端制造业积累了相当的全球竞争优势。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新能源,和未来可能发展起来的电动车、智能化、半导体产业链,如果中国能在这些领域有所突破,将有望开启产业结构升级,打造经济增长新动力
图8:中国科创驱动的高端制造正崛起  以上发展路径需要我国营造较好的营商环境,让民营企业、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充满信心。接下来的关键在于中期来看要明确结构转型方向,真正恢复经济实体和市场信心。
  (荀玉根为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副所长)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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