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变暖以及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常态化，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并提高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越来越被各界重视。然而，人类活动到底对气候变化有多大影响，地球本身的长期变化周期是否与当前的气候变化有关，同时气候变化反过来对人类到底有多大冲击，而人类活动的“无限索取”与地球系统“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能否有效协调、并以此维系人类的未来命运，成为了最重要的终极问题。
　　在刚刚举行的第一届气候变化科学大会上，这些问题被频频提及。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环境科学家王晓明研究员认为，当前人类为了满足不断升级的“欲望”，对地球资源一直在没有充分约束地“攫取”，而地球终将无法再满足人类不断放大的“欲望”。因此，现在是我们人类从自身发展根本上认真思考未来发展模式的时候了。对此，王晓明秉持对目前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措施比较保留的态度，认为需要采取更加严厉有效手段，同时维护地球系统安全性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公正性，否则无法有效应对人类所要面对的未来挑战。
　　10月26日，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完成对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的独家专访。
　　证据确凿：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当前，气候变暖愈演愈烈，但总有一种声音，质疑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到底有没有关系，或者有多大关系？
　　王晓明：这个问题当今已经不再应该是个问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自1988年成立后，已经发出6份评估报告，并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的确立，促进了人类认识气候变化的科学体系。
　　由IPCC一系列的气候评估报告可以看到，人类对气候系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主要是通过温室气体排放和土地利用来改变的。如果任其发展，气候变化将会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甚至不可逆转的影响。
　　事实上，在最新的IPCC第六次报告里指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相比，升温已经超过1.1。世界气象组织（WMO）预计未来几年的全球年平均近地表升温幅度达到或超过1.5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使得2015年《巴黎协定》“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同时寻求将升温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目标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而这一切也正是与全球工业急速增长推动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一致。
　　不被带节奏：目前全球变暖不是地球系统变化周期的一部分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全球变暖，总被带节奏，认为是地球系统变化周期的一部分。另外，以汉、唐、明等王朝的兴衰来说事，觉得是北方地区气候变暖、变湿推动农耕文明的发展，而衰落则是因为地球寒潮导致的农业线退缩，游牧民族南下。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
　　王晓明：这种解释存在本质上的问题。地球系统的周期性变化会带来气候的周期性更迭，地球在地质历史上周期性地经历过多个冰期，标志着高纬度地区冰川的扩张和退缩，但这是大致以约10000到100000年的间隔发生。我们拿着百年所发生的气候变暖去对照万年的规律，显然是有问题的。
　　对于历史的兴衰，我没有做过相关历史的研究，不能否认这些文明的发展与气候有关。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是围绕着资源展开的，包括人类历史上从非洲开始的大规模人口迁徙，都被认为是为追逐生存或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资源而导致的，特别是历史上气候变暖变湿增加了农耕放牧适宜程度，那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人类的发展。但是仅拿几个历史事件就来肯定气候变暖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甚至以此衍生为一个普世的过程，实际上是论证上的一个最大误区。不说历史变迁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当前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还取决于“目前”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全球人类社会对气候变暖的脆弱性或适应性，以及地球系统在全球持续变暖背景下还能不能维系人类的基本适宜生存环境。
　　全面应对：强调减排的同时，应提高适应能力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在气候变化的大通道中，减排和适应同等重要。可否解读一下两者的关系，以及我们该如何对待？
　　王晓明：简单讲，减排是掐气候变化之源，适应是面对变化做出改变。具体而言，适应就是在面对（气候）环境改变的情况下，怎么尽量使人类自己被影响减到最低程度。二者都在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处理的视角不一样。但问题在于，减排措施相对容易被量化，且能够看得到，而适应措施则一般无法被看到具体的惠益，因为一旦采取了有效适应，就不再可能面对本会出现的影响程度，适应很难有机会让人们直接感受到它的价值。
　　当前减排获得了应有的重视，而适应还没有被广泛采纳并采取相应行动。减排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适应则更体现在下层，普遍在局部尺度上，所以执行起来差异性很大。在全球气候目标上，减排都有明确的任务和路径，而适应却没有类似的具体性。总体而言，在适应层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被动适应，比如为应对强降雨准备抽水泵，为应对缺电备发电机；另一种是主动适应，从城市乃至区域的层面，对于长期气候趋势，从社会、经济和产业上做出制度性规划和安排。
　　不管从减排和适应视角，我们需要从更宽广的视角，特别是以地球系统提供人类长期生存的安全环境以及保持社会持久发展的公正性为标杆，来推动人类社会的长久安宁。
　　全球减排：强调因“人”而异、“气候公正”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从全球视野来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带来全球新能源等产业发展的机遇，又面临着局地传统产业发展越来越受到制约的问题，而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面临更加困难的抉择。面临发展和减排，你觉得该如何把握尺度？
　　王晓明：《巴黎协定》倡导国家自主贡献，为促进全球减排行动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但在人类对自身短期发展和生存的强烈欲望面前，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倡议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比如，一个俄乌冲突，使得一些欧洲国家在气候变化减排上开了倒车。在应对气候变化面前，生存和发展似乎又显得更加重要。因此，面临发展和减排应该要有针对性和实际效用，而不能一概而论，要强调因“人”而异。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气候影响会对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富人和穷人、男性和女性、主导群体和弱势群体、甚至经济体系中的不同产业之间产生不同的影响。气候应对同样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谁来承担气候减排和适应的任务，这会给予不同发展主体不同的负担和利益，甚至产生利益和负担的不对等。由此，“气候公正”显得特别重要。
　　但是，到底有没有公正，能不能形成真正的公正，这实际上是很值得思考的。如果完全公正，富裕国家不放弃现有的资源消耗标准，地球还能承受吗？同理，现在如果让富裕国家降低标准来减少对地球的压力，提供空间给低发展国家，这个可能吗？该如何平衡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何在因“人”而异里寻求“气候公正”，没有单一的回答。
　　发展拷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人类需求与地球承载之间的矛盾似乎很难协调，感受到了你的悲观。你觉得全球碳中和能否帮助人类应对气候问题？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干？
　　王晓明：我是抱着有点悲观的色彩，一方面反映了当前问题的突出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人类能够找到与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的方式，推动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我们人类有着美好规划和愿景，但看到的是很难控制自身那难以满足的发展需求。是不是发达国家可以以维系地球系统安全性为基点转型经济、承担更多减排；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绿色低碳机遇，直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而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低发展国家努力改善其社会经济，减小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从而加强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当然，假设高排放国家或地区能极大地加速降低排放，全球的减排目标的实现就会大大加快。但实际上，这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无止境追求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持续上升而危及人类本身的基本问题。
　　科学研究就是要搞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试图找到解决的方法。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没法有好的切实行动；没有切实行动最后所有都是空的。所以一定要沉到问题的底层，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找到答案。期待人类能有一个不错的发展答案。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