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施行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但据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此前调查，仍有黑产团伙顶风作案，在通信、外卖等关键行业安插“内鬼”盗取个人信息。（点击查看相关报道）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梳理了过去两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170份适用《个保法》裁判文书，结果同样显示行业“内鬼”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要源头，其中又以通信营业厅和手机店等场所占比较高，多名不法分子借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客户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再出售。还有人明知他人收购公民个人信息用于违法犯罪，仍参与信息倒卖。
　　两年来170份裁判文书适用《个保法》
　　两年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170份适用《个保法》的裁判文书。2021年12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全国首例适用《个保法》的民事案件。随后，《个保法》在多起案件中获适用。
　　从案件类型来看，已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民事案件占比较高，为117例，刑事案件则占49例。值得注意的是，从案由来看，几乎全部刑事案件均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仅有一例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该案件判决书显示，2020年9月至10月间，被告人李某1伙同被告人李某2、蒋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合谋引诱多人办理公司工商注册和对公账户，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并将对公账户相关信息出售给犯罪分子用于电信诈骗犯罪。经审理，三名被告均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个人信息泄露源头：
　　通信营业厅和手机店占比高
　　今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在新闻通报会上介绍，放眼整个犯罪链条，内部人员泄露信息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要源头。南都大数据研究院梳理案件判决书也发现，适用《个保法》的刑事案件中，九成个人信息泄露源头是行业内部人员，其中又以通信行业，尤其是营业厅和代理开展业务的手机店占比最高。
　　部分通信营业厅内部潜伏的“内鬼”甚至不止一个。通过对各份裁判文书内容的进一步梳理，南都大数据研究院发现，在某运营商广西某分公司的一个营业厅，执法部门先后抓获其中6名工作人员。他们均曾借职务之便非法获取客户个人信息并出售，各自获利2000元至7000元不等。其中潜伏时间最长的一名自2020年3月开始作案，至2021年7月被抓获，时间长达16个月。
　　裁判文书内容还显示，部分地方的通信行业“内鬼”均在同一上线介绍下被拉拢入伙，形成相互交织的犯罪网络。例如在黑龙江某地，执法部门在某运营商的两个营业厅分别抓获“内鬼”施某和孟某。两人均是在郑某介绍下加入从事“拉新项目”的微信群，其后为了获利，利用各自经营的通信营业厅非法获取客户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盗取手段：
　　多是办业务时获取手机号和验证码
　　“内鬼”如何盗取个人信息？梳理刑事判决书提及的“内鬼”作案手段，85.71%的不法分子利用为客户办理手机业务的工作便利，非法获取客户的手机号码、验证码，并出售给第三方用于软件“拉新”。
　　除了一线工作人员外，还有部分内鬼潜伏到更高层次的服务代理商中，令人防不胜防。例如在广东某地，某运营商的电话卡上门交付服务由第三方公司负责，不法分子在该第三方公司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交付电话卡过程中非法获取实名制手机号码、验证码，从中牟利。
　　在另外两例同样涉及服务代理商的刑事案件中，不法分子取得通信运营商的代理商资格后，利用权限取得大批电话卡，再插入“猫池”设备从事“接码”生意。两宗案件分别涉及1755张和274张经过实名认证的电话卡。
　　此外，还有部分不法分子不直接参与个人信息盗取，而是开展先向上线购买个人信息、再打包出售的“中介”生意。例如在江西省上饶市，有不法分子先向上线收购大量个人信息，再将信息归类、建模后出售给下线，从中赚取差价。该案件中，被告共售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万条，被全国各地的“客户”用于教育、贷款、售房等领域。
　　个人信息保护案件
　　附带公益诉讼已成常态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还留意到，本次梳理的49份刑事案件判决书中，45份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各地检察机关办理个人信息保护案件过程中提起公益诉讼已成常态。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发布一批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最高检第八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继续加大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办案力度，突出保护重点人员、重点领域的个人信息，严格保护敏感类别信息及特定群体的个人信息。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